这件事重新又在法庭上提了出来。地方长官当然是帮贝多芬的，贝多芬则集中力量攻击弟媳的不贞。他们最初的假定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一定是一个不可靠的母亲。然而，她却深爱自己的孩子。她很高兴地用去了自己的一半金钱，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在有一个第三人的看顾的场合去看她的儿子。后来探视的时间减少到每月一次。当贝多芬到谬特林去以后，她就完全被隔绝开来。她的热情和急躁迫使她走上了仅有的一条路：向贝多芬的佣人探问自己儿子的消息；同时，秘密地看过儿子几次。但她从儿子那里感受到了恐惧，因为儿子变得越来越任性，并且对她也越来越不信任了；她又误听到一个消息说贝多芬要将卡尔带到一个距离相当远的学校去读书。她便到法庭里抗议贝多芬要将卡尔完全与自己隔绝。众人却以为仅有一个办法，就是彼此互相和平地相处在一起，才能挽救卡尔。然而，这并不是两个保护人的意见，双方都希望能够独自保护这个小孩。
有关团体都被召集到市政法庭中讨论此事件，并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这个法庭显然不受贝多芬的名声和崇高的地位所影响，在察看他身为保护人的条件时，贝多芬表示对此孩子是如何的深爱，唯恐他落入外界不良的影响之中。但是贝多芬在请愿书中大肆攻击这个寡妇。而她的保护人霍次契伐反驳说：“贝多芬作为副保护人，完全是要将卡尔与他的母亲隔离，将这个11岁的儿童交给一个耳聋、暴躁、溺爱和半疯的人去管理。”
经过了数月，仍不能调解。判决书在1819年11月17日发了下来。卡尔母亲的一方似乎比较有利一些，她在1811年的罪错被判为不成立；贝多芬要将这孩子送到远地的学校读书，是想使他的母亲痛苦而心碎。
地方长官也不知道她最近有了一个私生子。法庭决议让卡尔的母亲与市政府的长官利奥波特·纽司波克共同管理这个孩子。
贝多芬失败了。
贝多芬试图开始用全部的力量来夺回他所失去的。他请了约翰·巴哈博士为辩护律师，再度起诉。经过一冬一春的努力，无论是巴哈律师还是法官都感到精疲力尽了。这段时间中，贝多芬的《弥撒祭曲》也在创作。
最后，贝多芬胜诉。1820年7月24日，上诉法庭裁定：贝多芬和他的朋友彼得也享有对卡尔的保护权。
贝多芬在他的困难解决后自然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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