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未能平息小仲马的怨恨。1840年2月，大仲马与伊达结婚，更使小仲马悲愤填膺。小仲马正在母亲家里度假，梅拉尼前来向卡特琳娜报告大仲马与伊达即将结婚的消息。在两个同病相怜人的鼓动下，16岁的小仲马振笔疾书，向大仲马表示抗议。这封信不但伤害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也使小仲马与伊达的关系更加不可收拾。
据说作为大仲马一方的证婚人出席大仲马和伊达的结婚证书签字仪式的大作家、贵族院议员夏多布里昂子爵，一边望着伊达，一边喃喃道：
“你瞧吧，我的运气是不会改变的。我所祝福的一切，都要垮台！”这句话果然应验了。1844年，当伊达在意大利休养期间与某意大利亲王姘居之事传开以后，大仲马终于同伊达协议分居，他宽容大度地送伊达前往意大利去找她的亲王，自己则为重新获得自由而庆幸。
2. 茶花女的问世
自从伊达出走，仲马父子的关系变得亲热多了。小仲马由于从小受端庄、文静的母亲的熏陶，再加上偌小年纪就领受了屈辱和苦难，养成他严肃的气质、深沉的性格，与感情奔放、甚至犹带几分稚气的大仲马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小仲马胆敢宣称：“我父亲是我很小时候生的一个大孩子。”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无怪乎一位客人打趣道：
“到了这个家里，我称父亲为‘你’，却要称儿子为‘您’。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规呵！”
这样一家人是很难恢复正规的。大仲马对小仲马说过：“等你有了儿子，像我爱你一样地爱他吧，不过，可别像我教育你一样地教育他。”大仲马确实疼爱小仲马，但他对小仲马的教育也确实不得法。以往，大仲马同贝尔和伊达生活时，小仲马同他们虽然不和，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更何况浪荡的父亲还公然鼓励他：“我的儿子，一个有幸姓仲马的人，应该过最豪华的生活，在巴黎咖啡馆吃饭，不拒绝任何享乐。”而今，大仲马对小仲马更是娇惯到极点，只有放纵，没有管教。久而久之，小仲马终于陷入荒唐生活中去，从18岁起，就与妓女或者有夫之妇厮混。他看到父亲钱来得快也挥霍得快，有时穷得连100个法郎的零钱也找不到，便考虑为自己创造一个稳固的前程。他颇有才气。大仲马对他将来操作家的职业也颇有信心，常予以启发和指教。但小仲马沉溺于酒色，也只能写点庸俗无聊之作。直到他认识了名妓玛丽·杜普莱西，为她的悲剧所震动，才产生出真正的杰作——《茶花女》。
大仲马与玛丽·杜普莱西只有一面之缘，却对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是1845年的一天傍晚，大仲马吃过晚饭，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正在上演的他的四幕喜剧《圣西尔的小姐们》。经过剧场走廊的时候，楼下包厢的一扇门开了，他觉得有人拉住了他的礼服下摆，回头一看，原来是小仲马。
“啊！是你！晚上好，亲爱的。”大仲马说。“到这里来，我的爸爸先生。”
“你不是一个人吗？”
“不仅是这个原因。你闭上眼，从开开的门缝里把头伸进去，别怕，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大仲马闭上眼睛，刚刚把头伸进去，只觉得有两片颤抖的、狂热的嘴唇用力亲了一下他的嘴唇。他睁开眼睛。一个年龄在20到22岁之间的奇美的年轻女子同小仲马头挨头站在他面前，就是她刚才给了他这亲热的表示。大仲马认出来了，他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见到过这女子。她就是玛丽·杜普莱西——有名的“茶花女”。
“是你呀，我的美丽的姑娘。”大仲马说。
“是呀。我倒要问您，您为什么对我那样狠心？我已经两次约您去歌剧院跳舞……”
“我以为你的信是给亚历山大的呢？”
“是呀，是写给亚历山大·仲马的。”
“我是说，亚历山大·小仲马。”
“亚历山大是小仲马，可您也不是大仲马呀。您永远也不会是大仲马的。”
“谢谢你的好意，亲爱的姑娘。”
“那么，我们一道去看望您，好吗，先生？”玛丽·杜普莱西说时动人地微微一笑，长长的黑睫毛把眼睛全给蒙住了。
“你尽管来好了，小姐。”大仲马像对一位公爵夫人似的，向她施了一礼。
这是大仲马惟一一次同玛丽·杜普莱西亲吻，也是大仲马最后一次见到她。此后，他便期待着亚历山大同那美丽的姑娘的到来。过了几天，却只见亚历山大一个人来了。
“怎么？”大仲马问道，“你为什么不带她一块儿来？”
“她的狂热劲儿过去了，她本想进剧院当演员的。可是当演员的那份苦她哪里受得了……她不来还有一个原因：她生病了。”
“可怜的姑娘！”
“她是可怜。她从事这个职业实在太屈才了。”
“我想，你该不是出于爱情才爱她的吧？”
“不，我是出于怜悯才爱她的。”
此后，仲马父子许久没再谈到玛丽·杜普莱西。1847年2月初，大仲马得知玛丽·杜普莱西的死讯，不禁愕然。但在狂欢节的中，很快就不再去想它。1848年，小仲马根据玛丽的悲剧创作的小说《茶花女》受到热烈欢迎，打算紧接着改编成话剧。大仲马认为“《茶花女》不是一个戏剧题材”。可是，剧本写成后，大仲马读完竟变成泪人儿。1852年2月，话剧《茶花女》首场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小仲马当即打电报给正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仲马报喜道：“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初次上演时获得的成功一样！”而大仲马则回答道：“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
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茶花女》，大仲马起初竟认为“不是一个戏剧题材”，这并非偶然。原因就在于仲马父子的创作方法不同。1859年，大仲马曾形象地阐述道：“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我闭着眼睛写作；他睁着眼睛写作。我绘画；他照相。”父与子，从性情到创作，都迥然有别，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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