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相学家召开紧急会议，最后确定1947年8月15日这一天的凶吉。根据星相学家的测算，这一天为黑道凶日，肯定不宜举行开国大典。会议一致要求应尽快把这个不幸消息告诉印度领导人，以使他们及早作出新的安排。尼赫鲁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转达给副王，并且建议，按照星相学家的推算，8月14日为黄道吉日，这一天大吉大利，福星高照。于是蒙巴顿决定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应在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宣布。
独立庆典那天，土布制作的三色旗就要取代大不列颠的旗帜。三色旗已经伴随着非暴力抵抗运动在游行和示威队伍中高高飘扬将近30年了。旗帜的图案为甘地亲自设计。图案由三条藏红、白、绿色横带组成，横带中心精心设置了一驾纺车。土纺土织是甘地孜孜追求的事业，也是鼓励人民以此作为和平自救的武器。独立日在即，国大党内部开始对这面旗帜上的纺车提出了异议，一些人认为，纺车是旧日印度的形象，是闭关自守的象征，这种“老太太的工具”，古老而落后。于是决定用一轮车轮取代纺车，表示世界大同。
车轮由一对雄狮簇拥，象征力量与勇敢。
甘地了解这一情况后，心情很不舒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管图案设计的价值如何，我拒绝向炫耀此种学说的旗帜致意。”
在甘地看来，他心爱的祖国不仅在获得独立时又遭到分裂，独立后印度却很有可能与自己奋斗几十年的理想相去甚远。想起这些，他的心就像要被谁撕碎似地难受。他希望未来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奴役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现代技术的印度，应该是笃信神冥的印度，应该是没有暴力的印度，应该是自觉禁欲的印度。他就是想通过这样崭新的印度形象在世界上至少在亚洲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现在看来不但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相反，自己的理想却还被新的领导人看成是老朽的胡言。有人甚至还说，纺车是“甘地的玩具”。尼赫鲁也撰文写道：如果追求甘地的主张，人类可能会倒退到过去落后的年代，印度将永远置于难以想像的令人窒息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即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
独立前夕，甘地公开宣布他对印度独立后关于领导人生活原则的看法。
他说各部部长以上领导，都必须身穿土布衣服，搬进没有佣人的寓所，抛弃汽车，摆脱种族偏见，每天至少参加一小时体力劳动，比如纺线、种菜，打扫厕所。印度领导们，听到甘地的规定，都感到这位年迈的老人天真幼稚，十分可爱。
独立之日就是分治之日。现在许多地方都呈现出不祥之兆，冲突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甘地是早就预料到了。果然，整个7月，种族和教派暴力流血事件又蔓延开来，即将席卷全国。甘地坐卧不安。
最大的导火线可能要算旁遮普和孟加拉省的边界划分。1947年8月13日，最后划分的绝密文件送到了副王处。副王为了防止在这两个地区发生惨痛事件，往旁遮普派出了增援部队，同时宣布该地区48小时实行宵禁。
在这之前，也就是在7月末的一天，甘地执意要拉着尼赫鲁前往旁遮普，甘地也不管他对自己的态度如何，这次非一同去不可。他们到那里慰问了锡克族与印度教徒难民。难民营里，集中了将近32000多名难民，来自附近100多个村庄，他们都是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幸存者。这里饥寒交迫，脏乱不堪。
难民看到甘地和尼赫鲁吼叫着包围了他们，向他们痛诉自己的不幸遭遇。甘地在这里忙个不停，向难民讲解卫生常识，告诉他们如何修建厕所，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医疗所。回来的时候，两人坐在车上，已是精疲力竭。身体虚弱的甘地把两只脚放在已经与自己的分歧公开化了，不再是他的追随者的尼赫鲁脚上，疲惫地进入梦乡。尼赫鲁看到难民们惨不忍睹的场面，心境极不平静。一边轻轻地为熟睡的圣雄按摩双脚，一边闭目沉思自己肩上压着的沉重负担。
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甘地从旁遮普回来的第二天，蒙巴顿会晤了他，请他立即赶往加尔各答，用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去遏制那里即将发生的屠杀。因为那里人口稠密，且已形成恐怖事件的惯性，目前已处在火山即将爆发的时刻。蒙巴顿说：“在旁遮普我们有军队可以控制住局面。但是加尔各答如果发生骚乱，我们将处境危艰，对此我感到束手无策。那里虽然驻扎了一个旅的军队，但是实在没有其他部队可作增援。如果真的一乱，这座城市就会化为灰烬。”
甘地说：“我早就预料到，一旦印度分治，灾难就会发生。这正是你对真纳妥协让步的结果。”
蒙巴顿说：“也许是。但是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了。只要你一去，我想就是那一个旅的军队的援军。”
本来甘地这一次无意到加尔各答去。他原计划在印度独立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年初独自行走到到过的孟加拉南部的诺阿卡利县去绝食，以进一步安抚那儿仍在惶恐不安的人们。
就在这时，赛义德·苏拉瓦尔蒂也来请求甘地前往加尔各答挽救紧张局势。苏拉瓦尔蒂与甘地的观点从来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此人是典型的政客，道德败坏，为人虚伪，贪财如命。47岁的苏拉瓦尔蒂衣装讲究，总是穿着鳄鱼皮鞋，经常在加尔各答城内与酒吧舞女或青楼女子鬼混；一日三餐都必须有佳肴珍馔，经常惹是生非。1946年8月，加尔各答发生洗劫屠杀事件，他就是直接责任人。“直接行动日”那天，他以孟加拉省首相名义，宣布全城放假一天，阻止警察维持秩序，秘密鼓动穆斯林极端分子行动。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甘地对他的行为多次进行过批评。他今天苦苦要求甘地，这与他过去的向来趾高气昂的气质形成鲜明的跌差。他心里惧怕印度教徒报复。但是他却这样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一样，同样需要你，你经常宣称，你既属于穆斯林，也属于印度教徒。”
甘地向来豁达大度、胸怀宽广。看到苏拉瓦尔蒂确实有恳求之意，想到那里的确需要自己的力量，便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两个附加条件，如果苏拉瓦尔蒂答应，他便即刻动身。条件为：一是苏拉瓦尔蒂代表穆斯林必须做出承诺，保证在诺阿卡利县境内的印度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杀害，甘地便绝食至死；第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日夜夜与甘地住在一起，不带任何保镖和武器，生活在贫民窟内，两人以生命作抵押，换取稳定。
甘地到达诺阿卡利已是8月13日下午。甘地挑了一座属于一位老年穆斯林妇女的房子居住下来，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流血事件中被印度教徒所杀。
房子一年没有人管，尘灰寸厚，蜘蛛网布满空间，满屋臭气扑鼻，老鼠和蟑螂随意爬耍。周围到处是火冒三丈的印度教青年晃动。有人还当面指责他，去年印度教徒惨遭杀害时，甘地则不见人影，没有赶来保护他们，而现在他居然要来保护穆斯林，简直岂有此理。面对危险，甘地平静地对待一切。傍晚，有几名印度教青年站在室外大喊：“甘地，你是叛徒！要保护印度教徒，不要保护穆斯林！甘地滚回去！”喊了一阵，便开始用石头砸窗户。甘地干脆把门打开，站在门口，面对那些敌视的青年。愤怒的青年一下子呆住了。
他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阐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的重要和非暴力的真理力量。他说：“我是为捍卫印度教，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的。我求你们保护我。你完全有权反对我，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就要结束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过了。但是与其看着你们陷于疯狂之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接着他告诉大家，他到此地是得到了当地穆斯林领袖的承诺才来的，现在我们印度教徒也要有所承诺，如果谁要挑起事端或动武，我就死在谁面前。他提高声音说：“我先是印度教徒，血管里流的是印度教徒的血，我怎么会是印度教的叛徒呢？”他那面对拿着石头的青年时的镇定和从容，他那句句在理的解释，使一场仇恨的风波立即就平息下来。没有想到，他的出面不仅平息了一场风暴，而且突然间就出现了感人的宗教和解场面。顷刻间，大街小巷以及甘地的住地附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欢聚一起，载歌载舞，相互拥抱，共同庆祝独立日。有位孟加拉人亲眼目睹了这种由仇恨突然转为友爱的过程，他将此描述成“或许是我一生中难见到的奇迹”。
明天就是独立日。从昨天到今天，印度政府包括尼赫鲁曾连续三次派人专程赶往加尔各答邀请圣雄，希望独立日那天，能在广播中向全国发表祝词。
他们试图使他相信，大喜日子，人民如果听不到甘地的声音，将是很不好的事情。甘地粗暴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祝词，如果有害的话，就让他有害好了！”英国广播公司也向甘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同样遭到断然拒绝。他说：
“你们一定忘了我会讲英语。”这位平常仁慈、幽默、和蔼、大慈大悲、忍 耐性特别强的人，此时却显得判若两人，斯文扫地，可见，他不像别人对独立日那样兴奋激动。这一天，禁食一天。坐在家里接待了好几批印度教徒代表团，向他们解释他在加尔各答提出的非暴力契约的性质，希望大家弘扬博爱的精神。
下午五点整，甘地在摩奴等的搀扶下，走到院内，与等在那里的一万多名群众一起进行晚祈祷。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要求印度人每天晚上作一次祈祷。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他的指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在这种场合下，他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教徒一起祈祷。晚祈祷，几十年来成了甘地非暴力运动联系群众的纽带。
今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祈祷，因为它是英国占领下的最后一次祈祷。甘地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分为两部分。明天是喜庆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
接着，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使命，继续说：
“如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护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就得救了。但是，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不复存在。”
这位印度自由的缔造者，告诉大家，他本人不参加印度独立庆祝活动。
他希望大家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的解放斋戒，祈祷，并且尽量多抽丝纺线，因为，珍爱的纺车最有能力把国家从灾难中解放出来”。他在“纺车”这个词上停顿了一下，加重了一点语气。他对国大党领袖们把他的纺车从旗帜上拿下来耿耿于怀。
凌晨两点，圣雄与摩奴从一张草席上爬起。他要开始背诵《薄伽梵歌》。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人民都在欢庆胜利，圣雄为这个胜利呕心沥血几十载，他却要远离热闹，远离欣喜，只是静静地赤着背蹲在凉席上，诵念梵歌以开始印度独立的纪元。他打开《薄伽梵歌》，翻到18问答中的开头的一节对话，那正是勇士阿周向黑天神发出的绝望的召唤。7个月前，正是元旦，他赤脚行走在诺阿卡利游说，他曾对摩奴说过：“我是否把国家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看不清了。”
诵背完《薄伽梵歌》之后，圣雄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一位政府官员，一封给他的英国女追随者米拉·贝恩。
第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他庆祝重大事件的方法就是感谢上帝的恩惠。
因而，他就禁食并祈祷。新宣誓就职的西孟加拉内阁成员来到他身边，乞求他的祝福。他的忠告很独特：“从今天起，你们不得不戴着带刺的皇冠……谨防权势，权势会。不要去显示和夸耀你们的权势，那样会使你们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请记住，你们既然执政，就要为印度农村贫苦人服务，愿上帝帮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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