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性情温柔的老者，光着上身，赤着脚板正在孟加拉湾上游恒河三角地带泥泞的路上行走。他身材矮小，体重充其量不过五十来公斤，皮肤被晒得油黑，手臂似乎有些过长，两只硕大的耳朵微微向两边翘着。手上的竹杖，前头已被戳得分裂，一幅明亮的眼镜被金丝带牵着挂在脖颈上。如果他跟人说话，只要稍一留神，很容易看出那一口假牙。他的身后跟着几名他的追随者，其中一名女性青年是他的侄孙女摩奴。他就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甘地。
甘地的嘴里总是念着泰戈尔的诗句：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召唤，独自走下去。
如果有人害怕不敢讲话，独自大声讲。
如果所有敌人都离开了，独自走下去。
踏着荆棘，沿着洒满鲜血的小道，
独自走下去……”
这是1946年年底。这一次他准备用三个月时间，苦行游说孟加拉湾的各地，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
甘地是一位活跃在多条战线上的斗士，只有在战场上，他才能表现出最佳的状态。他有许多关注的战场，如果政治战场无所事事，他则转而进行其他的战斗。农村经济建设、民众基本教育、国语普及、妇女儿童福利、解救贱民工作等，有他做不完的事，这些事业相对政治运动，其意义并不逊色。
他曾经说过，“如果印度只满足于政治上的独立，如果我没有更好的事去做，那么，我将隐居喜马拉雅山，让那些愿意听我讲话的人去那儿找我吧。”
很明显，甘地所追求的自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由棕色人统治来代替白人统治，更重要的是群众自治，特别是乡村中那些孤立无援、没有发言权、忍饥挨饿的群众的自治。所以他自愿去从事那些单调而平凡的工作。他的伙伴们对甘地的观点有些不肯接受，甚至讥笑他这是老仆人所干的事情。但是甘地却坚信这条路是走得对的，因此，他要为此苦斗到最后一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本不发达的印度经济又遭受了彻底的破坏。现在饥荒的幽灵在全国各地游荡徘徊。那些无耻之徒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穷苦百姓愈加贫困潦倒。一些党派团体只渴望得到该团体的利益，对人民的死活则毫不关心。印度现在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耶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两年前，他曾走访了孟加拉省和其他一些地方，曾到过桑提尼克坦。这里是他老朋友泰戈尔的故乡，他怀着极大兴趣参加了诗人所创造的各种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活动。伴随泰戈尔动人的诗句，“这儿是你的脚凳，那儿是你的脚，这儿住着贫穷、最卑贱而默默无闻的人”，他为“穷人之友纪念医院”主持了奠基仪式。
大战刚刚过去，人们渴望和平，但是现在的印度，到处酝酿着暴力和仇恨。英国自己也是国力憔悴，精疲力竭，而印度不再是财富，对他们来说也许成为负担，它已不是帝国获取猎物的狩猎场所，而正成为危害帝国的温床。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新任首相艾德礼一上台就宣布保证“印度尽早实现自治政府”。1946年3月，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三名内阁成员组成的一支权力极大的使团来到印度，和印度领导人以及副王讨论如何按部就班地将权力移交给印度人的条件和形势，以及安排印度人自己制定未来的宪法。这种来势似乎太突然，几乎使所有的党派团体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和晕眩。他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向来诡计多端，这次怎么会狗嘴里吐出象牙呢？肯定其中有诈，藏着深不可测的杀机。就连甘地这位在政治舞台上生活几十年的斗士，今天也有些不知所措，他当时曾向一位英国朋友透露了自己的心事，“这一次，我相信英国人说话算数。但艾德礼的提议太突然了。印度将会突然获得自由吗？今天，我像一位乘船的旅客，在暴风雨的海上吊在甲板柳条椅中，无法独自行动。”
使团的到来，他当时正在浦那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指导创建自然疗法中心。
非常遗憾的是，即便英国三位内阁部长再有本事，再有手腕，他们也无法能够把国大党与真纳扭到一股道上。使团分别接触了国大党领袖、穆斯林联盟领袖、锡克教徒领袖，也与甘地见了面。全国人民都在翘首盼望这次重大行动，不能变成走过场。甘地在与使团会见后的20天，于4月29日以《独立》为题发表文章 ，再次表明他对独立的理解，同时强调非暴力在现阶段的重要性。文中说：“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要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果想变成帝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但对世界却毫无贡献。如果选择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两个月后，内阁使团要求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四名代表与使团、总督会谈。国大党派出以阿萨德、尼赫鲁等组成的会谈阵容。甘地被国大党和内阁使团邀请参与会外协商。会谈在西姆拉举行。会谈可以肯定说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国大党坚持“会议不应当讨论关于印度分治的任何建议”，而穆斯林联盟则坚持要在“含 有建立巴基斯坦的原则和基础”的条件下进行谈判。
会议正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僵局之中。甘地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建议使团先提出一个方案，以便会议进行具体研究和讨论。他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他本来早已对英国政府丧失信心和信赖，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不能不委曲求全，如果是早两年，他决不会出此下策。他曾说过，如果不是英国插手，在穆斯林、印度教和其他印度社团中就不会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使团根据甘地的建议，提出一个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可能取得一致的几点意见”：
1.全印度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将被授权负责外交、国防和交通，并有权为这些方面筹捐资金；
2.各省行使其他一切权力；
3.各省可以组织联区，每一联区可以决定该区负责哪些共同省属事务；
4.联区可以成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5.在印度联邦的立法机构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占多数的省份的代表名额相等；
6.联邦政府照组成立法机构的同样比例组成之；
7.联邦立法机构每隔10年可以根据多数票的意见重新考虑条款；
8.成立一个制宪机构，并为此目的制定出详细程序。
这个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时不能接受。尼赫鲁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一名代表双方讨论分歧的一些问题。真纳表示他与尼赫鲁直接谈判，结果没有成效。于是各自都向使团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见。
甘地经过四天对其条款进行研究后，公开表明了他的态度：“这是英国政府在目前环境下所能产生的最好文件。”
真纳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条款“毫无意义，论点支离破碎，成立巴基斯坦是惟一的办法”。
不满意归不满意，但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后来都接受了使团的方案。
只是在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未能统一认识。副王不知道对真纳的固执己见十分厌烦，还是有意如此，在8月12日邀请尼赫鲁组建政府。因为当时阿萨德已经去世，尼赫鲁接替了他担任国大党主席。使团也已返回英国。这一举措使真纳灰心丧气，怒不可遏，他宣布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真纳曾在1945年12月25日，庆祝他70寿辰时，向为他祝寿的人说过：
“如果在我们的自由斗争中印度教徒不同我们一起，那么本国穆斯林和穆斯 林联盟将独自向着他们的巴基斯坦和自由的目标前进。”
8月16日，加尔各答成为血海，一场空前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加尔各答城一片混乱，无辜妇女和儿童遭到了野蛮的蹂躏。
5000人死亡，2万人受伤。仇杀持续将近24小时。有人曾在报刊上这样叙述自己的见闻：“进入警察局的陈尸所需要戴防毒面具，因为没人管的腐烂尸体堆到了天花板。……我同宪兵队的两名英士一起坐吉普车巡视城市街道达三小时。我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比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军人在战场上看到的还要恐怖。”
在加尔各答大屠杀的同时，诺阿卡利县同样爆发了流血冲突。
印度独立之前的黎明，一场更大的内战风暴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印度半岛。
8月24日，副王宣布了尼赫鲁为首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员定于9月2日宣誓就职。副王在9月2日晚向全印度发表广播讲话：“临时政府一直为穆斯林留着5个空位，但是穆斯林联盟一直拒绝交名单，他不能无限期地等待穆斯林联盟参加临时政府。英国政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意把国防部长的职务交给一位印度人。”他呼吁印度各界同政府合作，“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表现容忍和冷静”。以尼赫鲁为总理的临时政府宣誓就职那天，阿赫梅达巴和孟买同时发生教派玩命的骚乱。
正当黎明到来，同胞们有望摆脱桎梏，获得新生，可是这时，他们却在那里狂暴地同室操戈。甘地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他们曾经发疯似地追随过他，但是很少有人理解支持他的行动和根本学说。他笃信非暴力，认为只有非暴力才能拯救人类。他非常希望，通过非暴力来实现印度的新生，然后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人类。但是他的美好构想已经被他们摒弃了，到处是屠杀，到处是仇杀，那么独立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胜利。现在虽然未处于内战之中，但是的确已经到了内战边缘。而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假如我们用着英国人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闯入。
仇杀事件接连不断，只会加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鸿沟和隔阂。“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我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理、仁爱和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我所赋予的意义。”他坚信，如果印度被瓜分，其核心将会破坏殆尽，就像一块完整的地毯被割开，其美丽协调的图案必将紊乱失色一样。
他要云游四方，发表演说，祈求神灵给他继续传输心灵之光，寻找出医治的良方。
他赤脚行走，大方向是孟加拉。直接前往仇杀盛起之地。
不过他又承认：“我不知道我去那里能干些什么，我所知道的一切则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的心灵就不能平静下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去孟加拉，并不是去搜集反对穆斯林的证据和审判什么团体，而是想劝导公众，要容忍克制，以便像多少世纪以来大家和睦相处，友好相待。
在去诺阿卡利途中，他先在加尔各答歇脚几天。加尔各答的大街上，仍然残留着大屠杀的凄惨景象，到处是瓦砾、杂物。臭气熏天，宗教厮杀的烈火似乎可见，人们逃命时拼死惨叫声时时在他耳边响起。他认为，如果他勇敢地以同情和宽容之心与穆斯林人生活相处在一起，遵循他们的意愿，以他的行为告诉人们，不管你是什么教徒，都是朋友兄弟，同样怀着良好的祝愿，或许能够使大家重新修好，重建家园。他下决心要用他的勇气和真诚打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心。
就在甘地尚未离开加尔各答去诺阿卡利时，又从比哈尔传来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残杀。其野蛮程度不亚于加尔各答和诺阿卡利。甘地大为震惊。比哈尔，是甘地深爱的地方。当时那里的人民是那样披肝沥胆地支持他、拥戴他，而现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则置于脑后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来，屠杀和反屠杀，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难以分清谁对谁错，凡是暴力，就没有对错可言。他号召印度教徒都应该赎罪，先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决定“饮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尔人不悔过自新”，这种半绝食的行为将成为“一种绝食至死的举动”。
甘地在极度痛苦状态下，来到了斯里拉姆普尔村。这是1947年1月1日。元旦。这个村曾有二百多户印度教徒，现在只剩下3户人家。当晚，他在村里召开集会，他的心灵之光给他带来了教诲。他大声疾呼：“让那些政治家们在德里唇枪舌剑地争论吧！让他们无休止地讨论印度前途吧！过去的事实多次证明，解决印度问题的真正答案，必须到农村去找。”
七个星期之内，他光着脚板，苦行游说，行程达185公里，走访47个村庄。作为一名印度教徒，他总是在余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间走村串镇，深入家庭，用好言劝慰穆斯林，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一再告诫他们惟一值得人类进行复仇行动就是以善报恶。这的确有着生命危险。但是他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响去安抚人心、稳定人心，帮助他们捐弃前嫌，“重新点燃友爱之火”，“驱赶宗教偏见的恶魔”。
甘地与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舍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内只装有铅笔、纸张、针钱、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随身携带的一尊象牙小雕像。这尊雕像表现的三个顽皮的小猴子，一只双手捂嘴，象征德行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里，为甘地装着他经常要诵读的四本书，它们是：《薄伽梵歌》、《古兰经》、《耶稣行实与训诫》和犹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坚持凌晨 二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再进行晨祈。而在同时，他便要喝一大碗掺盐凉水，以洗肠胃，数年如一日。现在尽管苦行漫游，非常贫苦，他也从不间断。到晚上，他必定要与其他教徒们一同参加晚祈祷。他常常从容不迫，先读几段《薄伽梵歌》，然后再朗诵几段《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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