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甘地与泰戈尔在性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年逾古稀的泰戈尔被问到他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时，他答道：“自相矛盾。”当问他的缺点是什么时，他也答道：“仍是它。”他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这也难怪，大诗人的感情和心绪都缺乏应有的固定性。感情容易涨，也容易落；心绪容易起，也容易平。

    甘地从来没有这么以明快的态度承认过。他觉得他平生没有别的，有的只是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几十年来，他们致力和争取的达到的自我实现，面对面地看着上帝，达到“莫克萨”（摆脱生与死的自由）。他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他虽然不敢说他的体验就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承认他的体验像科学工作者一样，贯以极端的准确、远见和细致。他的整个性格凸现出的执拗、固执、义无反顾的色彩。惟独从来没有出现过犹豫、动摇、彷徨和徘徊。其实他的思想深处也同样充满着自相矛盾。尼赫鲁说：“甘地本人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只是甘地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他与泰戈尔同样都认为，他们是按照神明的旨意和召唤坚持他们的心目中的真理。

    今年甘地应该是65岁，因为这年是1934年。

    他在继续为解救贱民进行呼吁，募捐基金。一年之中，行走富有成效，长途跋涉12500英里，募得基金数额高达80万卢比。行程中，由于发生了连甘地都无法作出科学解释的意外，又导致了甘地与泰戈尔的一场争论。

    原来，当年3月，比哈尔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甘地正好来到此地开展解救贱民的宣传。地震发生后，他仍然不顾生命安危要坚持赶到灾区现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那里他进行了演讲，借题发挥，说：“贱民制引起了上帝的愤怒，因而带来了这场灭顶之灾的苦难，这是神明的惩罚。像我这样的人不能不相信，神明是为了惩罚我们的罪过才引发地震的。”

    地震灾区损失惨重，人们流离失所。泰戈尔认为面对这种情景，甘地不应该在灾民之中唤起不必要的恐惧。针对甘地的演讲，他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指出甘地的不是。

    泰戈尔说：“圣雄指责社会保守主义的盲目追随者，他们那种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思想的罪过在比哈尔的地方召来了神明的狂怒，仿佛神明为了表示不满，特意选择了它。我以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更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同胞里为数不少的人，刹那间就接受了这种不科学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道德原则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的本性远比神明高尚，因为神明为了教诲人们行善，竟采用了下贱的手段。我们不可能想像，任何文明人的统治者，居住在遥远的地方，为了教训比它更值得谴责的罪行，竟进行了如此盲目的毁灭。不仅孩童，连不可接触者也被卷入。实际上，令人痛心的是，圣雄经常利用大自然的不测事件，为自己的某个观点服务，比他的反对者更甚；如果他们也在这个神明发怒的时候幸灾乐祸，把过错推诿给圣雄甘地及其追随者，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甘地以上帝的惩罚为藉口，造成毫无根据的迷信和恐慌，实在毫无价值。”

    甘地并不认为自己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他和别的老人有着相同的特点，除了能接受他人的感情之外，一般都只认为自己的观点对，特别是作为圣雄般的人物，要使他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比登天还难。他撰写了《比哈尔接触与不可接触思想》一文，在他自己主持的《哈里真》周刊上发表，进一步捍卫自己的观点。

    甘地在文中说：“我承认我对自然法则一窍不通，但我信奉上帝。尽管我无法向无神论者证实上帝的存在，同样我也无法证实贱民制的罪恶与比哈尔省的天灾之间是否有何种联系，但我确实感到了这种联系的存在。我认为，这次地震的触发不是神明随心所欲的旨意，不是任何盲目力量相遇的结果。我们既然理解不了神明的法则，又不理解他的手段，那么最高明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知识犹如一粒尘埃。我坚信自然活动和人的行为之间联系的信念。这个信念不断使我接近神明，使我谦和，使我获得神明的亲证。如果我的信仰证明站不住脚的话，它仍然给我和相信我的人带来益处。它将鞭策我们，使我们精力充沛，更加努力地进行自我净化，证明贱民制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恶。”

    也许甘地真的就是这么认为，也许他有意这样将不平等制度与天灾联系在一起，以调动人们用救灾一样的精神来粉碎不平等制度的激情。这我们且不去管它。圣雄与命名圣雄诗人之间的争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实在难以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正误。但是，尼赫鲁是站在泰戈尔观点一边的。他甚至由此联想到18世纪美国波士顿的宗教狂热者还断定马萨诸塞的地震是由于避雷针亵渎神明而引起的。

    甘地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要为解救贱民做一切努力。只是地震发生一个月后甘地关于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个人来从事这份工作的主张，也在国大党内掀起了波澜。不久，在国大党领袖会议上，甘地不得不做出进一步解释，一再强调，他不是要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而是由他代表国大党从事这项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他公开表示，如果国大党做出决定完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他本人只有退出国大党。同事们一再劝告，待10月的全印委员会议再作决定。

    甘地清楚地记得，他是从1919年参加阿姆里察会议，才算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在这之前，他出席过几届年会，在每次年会上“只不过为了重申我对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如果从那时算党龄的话，现在也有15个年头了。

    10月份就要召开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上将讨论他要求的请求。现在已是9月初，甘地觉得应该赶在会议之前发表一个声明，阐明自己的动机和理由，一方面以稳定党心和民心，另一方面也要澄清别人对自己举动的误解。9月17日，他宣布了他的长篇声明。这项声明，明确地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其理由是，第一，使自己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建设性纲领上，比如发展土纺土织事业，解救贱民的事业，农村办教育的事业等；第二，能使国大党内的左派能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他们的活动，而不致受到他“行使道德压力的威胁”。他一再表示，他这样做的动机是试图达到“完全 的超然地位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境界，以毕生精力去实现自己“真理的体验”。当然，在声明中，他也不忘指出了他与国大党内的分歧，他说，他是把他的非暴力原则只作为信条和信仰，而不像国大党把它作为一种政策。他说，他把土纺土织当作实现自治的有效途径，而有人则把这项建设性工作看成没有意义；他说，他把解救贱民当作宗教与道德问题的大事，党内则认为他抓的只是枝节问题；他说，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他认为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在党内设议会代表团以实现党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遭到多人反对等等。

    声明发表的同时，甘地又给巴特尔写了一封信，再次说明他的理由。

    信中说：

    “此外还有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尼赫鲁就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相当了解他希望什么和主张什么。这个社会主义团体或多或少地代表他的看法，虽然他们的实行方式也许不完全是他们主张的方式。这个团体的势力和重要性当然会发展。我的见解和他们发表在权威性的小册子上的政纲，有根本分歧。但是我不愿意使用我能行使的道德压力，来压制他们传播自己书刊中所提出的意见。我留在国大党内就等于行使这种压力。”

    从此，他决心不在任何引起争议的政治问题上，发表公开的声明和演说。

    在他经常发表文章的《哈里真》周刊上，在全国范围内旅行所作的无数次演讲中，在与各类记者的谈话中，在他的大量信件中，全部只谈他关心的土布、农村工业、解救贱民、提倡办学和卫生、保护耕牛、节育，以及其他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情。

    1934年10月26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在孟买召开。

    大会讨论甘地提出的议案时，引起激烈的讨论。代表们似乎感到其他的议案这时都不显得重要了，甘地要的信息布满了他们的脑海，惋惜的、担忧的、激动的，各种表情都只书写了一种心迹，那就是：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再三挽留甘地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但是甘地表示不改变主意。

    10月28日，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对“甘地领导的信心”。决议指出：“大会坚决认为，他应该重新考虑退出国大党的决定。但为此事而作劝说的努力既已失败，本大会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决定，同时，在记录中载明我们对于他为民众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的深厚谢意。此外，大会又欣然获悉，他表示在有必要时将对国大党提出建议和指导。”

    决议宣读之后，甘地进入会场与代表们告别，全场八万代表站立起来，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向圣雄致敬。他笑容可掬，精神饱满，他的愉快的心情感染了会场的人们。他那天真烂漫的神态使他富于惊人的魅力。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便带来了一阵新鲜的气息，活跃了场内的空气。

    在热烈火爆的气氛中，甘地向代表们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以后他与国大党将保持一定距离，他只关注国大党所坚守的原则。后来，果然如此，甘地总是强调他不是国大党党员，甚至连四分之一的党员都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