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马歇尔为新国务卿，当时在美国政界和公众中的反应是良好的。人们深知，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中，他指挥若定，组织有方，为国家赢得了胜利。政府官员赞赏他是一位虚心听取内行意见的专家，他得到了多数政治家们的信任。
曾一度当过国务卿、马歇尔的老上司、前任陆军部长史汀生，1947年1月10日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出任国务卿，就使我在国家前途问题上有了一种莫大的安全感。杜鲁门先生作了一项非常明智和独具慧眼的任命。”
对马歇尔的任命公布后，有人认为，他最有可能充当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但马歇尔不想惹此麻烦。他在华盛顿联邦车站的月台上接受记者们的提问时表明了态度：
我认为国务卿的职位，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非政治性的，我本人依此行事。我决不卷入政治活动，因此，我不能被看作是任何政治职务的候选人。
一般的观点是，不管一个人怎么说，他总可以被调去充当某一政治职位的候选人。这样的观点对我是用不上的，我决不会被征调去竞选任何政治职位。
我如此明确和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把我的名字同政治职位联系起来的议论。
上任伊始，他就明智地解除了一些人对他的猜疑，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赞誉。《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发行人劳伦斯评论说：“首先，他一辈子都是一名陆军军官，懂得该脱离政治；其次，他比政府中任何人都清楚，要取得战时在他率领下作出最大牺牲的官兵们的信任，最好的办法就是缔造持久的和平……这是一位伟大人物的无私行为，这简单的举动就使美国和世界都受了益。”
1月21日，他宣誓就任新职后，便开始运用他的组织才能使国务院高效地运作起来。除必要的人事变动外，他最先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以后每谈到这一点，他总是感到很自豪。
他具有长期在高层指挥、决策机构工作的丰富经验，知道如何调动下属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早在1943年指挥工作最繁重的时期，他依靠一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军官创办起有声有色的情况汇报会，这对指挥决策极有助益。
情况汇报会每天上午9点准时开始。各种图表都在五分钟前张挂停当，然后，经核准的人员可以进入马歇尔的会议室，观看有关美军参战的各个战区精确的图示。“我逐渐认识到，”马歇尔后来说，“介绍世界战况对我和主要工作人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在如此众多的不同战区作战，而国内形势又随之风云变幻。我们身边就有各种能工巧匠，而且人数众多，这样我们逐渐形成了早汇报的制度，由经过挑选、口才出众的年轻军官在会上介绍情况。他们清晨4点就起床，整理头天夜里的电报，9点前做好汇报准备。会议就像开场演戏一样，他们变得精于此道，把汇报会搞得有声有色，确实引人入胜，整个战争的最新情况一览无余。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易于了解战况。”
此时他同样认为，应该有几个人专心致志地研究未来的政策，所以要必须搞一个决策咨询班子。他让副国务卿艾奇逊负责这项工作，并尽快选任几位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情况、情报灵通、具有洞察力、善于演说和写作的人承担此任。
1970年，国务院组织了一次内部调查，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说，马歇尔在加强国务院的行政能力方面，比战后的任何一位国务卿做得都多。有关评价如下：
在马歇尔的管理下，政策研究室建立了起来，而且在一个重要时期成为国务院创新思想的中心。“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为应付40年代后期的外交挑战而作出的大胆创新，就是在这个室开创并发展起来的。马歇尔采纳了他的研究室的意见，并把这个研究室当做学术研究机关一样尊重它。
马歇尔在国务院任职内的第一项挑战，是3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该会议先后在莫斯科、伦敦、巴黎和纽约召开过，如今他要同英、法和苏联代表在对德和约、对奥地利和约以及附带政治经济等问题上寻求协议。涉及到的国家不止一个，问题错综复杂，关键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核心是德国问题。
马歇尔了解到的情况是，苏联想在战败后的德国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难以控制的联邦政府。他知道，纳粹曾蹂躏过苏联，因此，苏联对德国不会放过，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对此应持何立场和观点，而与此相关的是英国人对此采取什么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丘吉尔曾强烈要求派军队开进巴尔干地区，抢在苏联人之前到达那里，由于美国反对，使英国人的战略成为泡影。如今，战后英国极度贫困，对维护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利益感到力不从心。在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苏联支持的势力正在扩大，那里的经济已相当困难，人民正在忍饥挨饿，面临内战的威胁和困扰。英国却无能为力，正准备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军。
对此，美国国会展开讨论，杜鲁门主张，美国必须提出4亿美元来援助希腊、土耳其等巴尔干国家，并在世界各地坚决抵抗少数游击武装和外来势力的扩张。这是一种强硬的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由马歇尔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于3月9日到达莫斯科。成员包括驻德美军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马歇尔的老下级、现驻奥地利军事长官马克·克拉克将军，美驻苏大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律师兼政治家墨菲，德国和苏联问题专家奇普·波伦，国务院苏联问题顾问本·科恩，以及共和党指派的两位会议观察员、纽约律师福斯特·杜勒斯。
会议开始后，西方各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很快就看明白了，苏联想要的并不只是对德、奥两国进行报复，而且要求把能从战败国家带走的资产席卷而去，作为对他们的赔偿。马歇尔倾向于同意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一切要求。
但是，在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克拉克就寸步不让了。他诉说了苏联人怎样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奥地利资产运走，然后任凭它们在苏联边境的铁路支线上生锈。他为奥地利人民呼吁，要求允许他们享有重新开办工厂的权利，不要等他们一修复就被苏联人抢走。
然而，最使克拉克感到担忧的是国务院对苏联一味姑息、忍让，指望通过让步来达成协议，只要所有与会国家都在上面签字，不管什么样的协议都行。
“最后，我们谈到了赔款，”克拉克指的是苏联要求从奥地利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苏联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会通情达理，绝不肯让步。”
在开会讨论奥地利问题的那天上午，美国代表团碰了一下头，商议对策。克拉克说，他草拟了一份协议立场书，并说服英、法代表在上面签了字。说完，他把这份文件交给了马歇尔。
“马歇尔将军，”他说，“今天就要讨论赔款问题了，这是美、英、法三国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我们作出让步的最后限度了，绝不能再让了。”
马歇尔把文件给每个人参阅，然后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大家都认为文件措辞过于强硬，苏联人不会同意。克拉克急忙说：“马歇尔将军，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吗？”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看法了，”马歇尔厉声回答。
“那就让我再说一遍好了，”克拉克说，“我本不想到这里来，我在维也纳已经同这些恶棍打了两年交道了。您绝不能再退让，否则，就会把我们为之奋斗、成千上万的人为之献身的东西全部断送。”
马歇尔站起身来说：“过些时候我再作决定。”
“您必须现在就打定主意，”克拉克坚持说，“因为下午两点钟就要开会，我必须根据您的明确意见进行准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最后一次发言，因此措辞必须慎重。您的发言将使这次会议收场了事的。”
大家望着马歇尔，马歇尔望着克拉克。
“克拉克，”马歇尔说，“就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准备吧，写好后送到我房间来。”
下午，马歇尔带着克拉克准备好的意见书出席会议。
“会谈的言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尖锐，”克拉克后来说道，“莫洛托夫（苏联外长）发言时，我、科恩和杜勒斯都忙着给马歇尔递条子。将近7点了，莫洛托夫的发言越来越令人讨厌了。”
克拉克写了最后一张条子：“现在是不是该念咱们的意见书了，也许这样能结束会谈。”
马歇尔找出克拉克起草的文件，念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莫洛托夫站起身，用冷淡、刻薄的语调提议休会。
从此以后，美苏在长达15年时间里再没有举行过会谈。然而，这次会谈却挽救了奥地利。
“如果我们对苏联人的要求让步”，克拉克说：“奥地利就会垮了，苏联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毁坏、肢解和搜刮这个国家。但是，国务卿却因为会谈失败而大失所望。”
马歇尔和克拉克一起乘车返回美国大使馆。国务卿对克拉克说，“我认为你是个出色的将军，但作为一个外交家，我觉得你还不够成熟。”鉴于此次会议期间克拉克的言谈举止欠冷静，回国后又向新闻界发表“出格”的讲话，于是，马歇尔把他调出外交系统。结果，克拉克又回到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麾下。
6. 复兴欧洲
最初几个月，大家发现马歇尔当国务卿是在边摸索边工作，由于不熟悉外交，过于相信政界人士的许诺，有时难免有误。他为此受到一些批评。但正如有人所说，“他对那些指责泰然自若，从不为此伤脑筋。”
杜鲁门对一些政客们指责新任国务卿一概置之不理。“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界要人”，杜鲁门说，“他还将成为今后十年中最重要的国务卿。他品格坚强，善于组织，慧眼识人，而且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深受人们信赖。”他后来又说：“人们不仅认为他敢讲真话，实际上他的确在给他们讲真话。我当总统时，他总是对我推心置腹。”
杜鲁门认为，这些都是马歇尔独具的品德，他非常信任的人不多，马歇尔却是其中之一。“将军，”有一次杜鲁门对马歇尔说，“如果您觉得有必要做某件事，而且需要马上动手的话，您尽管去办就是，不用等我或者国会批准，事后由我去向议员们解释。”
正因如此，“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夏天提出时，总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无不感到意外。
马歇尔上任伊始，就要求助手艾奇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必要时甚至可以不顾情面，不必担心伤害上司的感情。他还说，“除了马歇尔夫人的感情不能伤害外，”别的感情都无所谓。
马歇尔并非没有感情，只是他尽量不让感情外露，不轻易流露激动神色，除非是为取得某种效果。然而，他却是个富有人情味、同情心和通情达理的人。在他任国务卿的第一年里，艾奇逊很快觉察到，马歇尔深为来自欧洲的报告怦然心动。从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国家以及东欧各国那些饱受战祸的城镇，频频传来人们饥寒交迫、受苦受难的消息。如不迅速采取措施，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会再次遭受一场可怕的灾难。
1947年4月28日，马歇尔心情忧郁地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此次会谈不欢而散使他感到沮丧，欧洲面临的可怕前景使他焦虑不安。他深信，在已结束的这场大战中，美国是惟一没有伤元气的交战国，只有美国迅速行动起来，才能扭转欧洲的局面。他细心阅读了一大堆令人头痛的文件，然后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欧洲人民正在受苦受难，迫切需要帮助，需要煤、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提醒美国人民：“医生们不紧不慌，可是病人已生命垂危。”他呼吁全国紧急行动起来，立即对欧洲进行援助。
此前，他已把国务院的官员们组织起来，抓紧制订一项援助欧洲的计划。他让艾奇逊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全权负责此项工作。
4月24日，凯南曾向各类专家征集意见，请他们谈当前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的经济趋势，以及若这些国家在自给自足方面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将需要什么来维持生存。5月15日，政策研究室召开会议，到会人士一致同意必须用美国的经济力量去支援欧洲支离破碎的经济。
凯南的基本观点是“美国援助欧洲的工作不应该是直接同现存的斗争，而应该是恢复欧洲的经济健康和社会活力。”他使用了“马歇尔计划”演说中的一段几乎同样的语句写道：“正式的倡议必须来自欧洲，计划必须由欧洲形成，欧洲人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美国的作用是在欧洲的请求下友好地协助起草一项复兴计划，然后用财政或其他手段支持此项计划。”
显而易见，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手段上，“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迥然不同。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总统和国会是否能同意这项经济援助计划。一个民主党议员代表团得知政府正在炮制该项计划的风闻，便通过艾奇逊警告国务卿和总统：假如政府打算造成既成事实，他们就拒绝拨款或贷款。
国务院人士认为，这项计划将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但如何在不使总统和国会为难的情况下推行此项计划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先让总统和国会蒙在鼓里，时机一到，便向国会和总统突然亮出计划。
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要授予马歇尔名誉学位。国务卿征求艾奇逊的意见：在这种场合提出援助欧洲计划是否妥当？艾奇逊摇头表示：人们在授学位典礼上可没心思听演讲。马歇尔不说什么，只是让艾奇逊把计划草案拿来。艾奇逊告诉他，草案还没有写完。马歇尔吩咐他尽管拿来就是。
艾奇逊以为马歇尔跟总统商量过讲演的事，其实，马歇尔对所有的人都守口如瓶。
授学位仪式结束了，马歇尔被誉为“杰出的军人和政治家，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乔治·华盛顿）的才能和品质能与他相比。”马歇尔起身开始讲话了。他先向听众们描述了欧洲面临的困境，然后指出，美国必须挺身而出，把欧洲盟友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接着，他阐了这种援助的性质：
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哪个国家或哪种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目的在于恢复世界范围内的正常经济秩序，从而提供一个自由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社会环境。
我认为，绝不能随着各种危机的产生，零零散散地提供援助。美国提供的援助不应仅仅治标，而且要能治本。
我敢肯定，任何一个愿意加入这一复兴事业的国家，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任何企图阻碍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会得到我们的帮助。此外，任何政府、政党和集团，若想让人类的苦难继续下去，想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捞取好处，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
然后，他简明扼要地谈了计划的要点，即如何缓和欧洲当前的灾难。他毕生尊奉的信念是：人必自助，尔后他助。他说：
显而易见，在美国作出进一步努力以缓解欧洲局势、帮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之前，欧洲各国必须就形势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职责达成一致意见，以使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收到适当的效果。如果由美国政府单方面制订欧洲复兴计划，那既不妥当，也不会奏效。
这是欧洲人自己的事。我认为，欧洲必须首先创议。这应当是一次联合行动，应该得到欧洲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一致赞同。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友好援助、制订援欧计划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欧洲复兴计划。
这就是“马歇尔计划。”所有听众起立热烈鼓掌，但与其说是对他的精彩演讲鼓掌，还不如说是为他昔日的赫赫战功和他为人处世之道而鼓掌。
艾奇逊把马歇尔讲话的最后定稿发送通讯社，与此同时，他给三位有影响的英国驻华盛顿记者打了电话，向他们强调了这一讲话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要求他们全文发回国内，并请他们让编辑转送一份给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
艾奇逊后来说：“几年之后，贝文告诉我，当时英国的外交部常任次官威廉·斯特朗看过讲稿后，建议通过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打听一下国务卿的具体想法。贝文先生不同意这一建议。他说他不想再去打听马歇尔将军有什么想法了，因为他的讲话对他来说已是再清楚不过了。”
贝文与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通了电话，随后他们一起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商谈了复兴欧洲计划问题。起初，苏联似乎愿意参加，苏联的保护国捷克斯洛伐克赞同合作。但后来莫洛托夫突然改变了主意。
1947年7月3日，贝文和皮杜尔邀请22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到巴黎共同起草复兴计划的蓝图。其他国家也为讨论复兴计划作了准备，“马歇尔计划”就此起步了。
马歇尔认为，现在最棘手、最难办的事是说服国会为复兴计划拨款。尽管欧洲是美国盟友，全国对复兴计划也是一片赞成之声，但却不知注重金钱的国会是否肯出力。他有同国会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但这次同样必须认真准备。
一天，国务院接到通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要在下周一上午就欧洲复兴计划召开听证会，请马歇尔在会上解释拨款的必要性。“马歇尔把我和奇普叫去，”当时的国务院顾问保罗·尼采说：“告诉我们下星期一开会的事，让我们为他起草一份讲话稿。”这两位专家整整忙碌了一个昼夜，向马歇尔交了差。
马歇尔把讲稿看了一遍，半晌沉默不语。他往椅背上一靠，终于开口说道：“我恐怕不能用这个稿子。”
“奇普和我都吃惊不小，”尼采后来说，“因为我们可是苦干了一场，着实费了大劲。”
马歇尔接着说：“别误会，我认为这个讲稿写得很好。可是你们想想，如果我到国会去照本宣科，他们一定会知道这是你们写的。我想，不带讲稿会好得多。我要在周末研究一下这个讲稿，不管他们问什么，我都可以用你们准备好的论点来回答。这样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因为委员会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和理解。”
正如尼采日后所说：“马歇尔的话奇妙地应验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马歇尔计划所需拨款如数得到批准。”他又说：“在这件事上，马歇尔施展了他的战略战术，从而也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马歇尔是以为人正直坦率著称的，但他也会用策略手段让人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不久，马歇尔飞往伦敦参加外长会议，在丘吉尔的肯特郡乡间别墅的晚宴上，他见到了许多战时的同事。他还设法去了趟巴黎，看望现任美国电影制片者协会的欧洲代理人、战时他的老部下麦卡锡。与此同时，
“马歇尔计划”出笼了。
马歇尔更为高兴的是在伦敦与另一位故友重叙旧情。战争期间，他的座机曾多次在飞往欧洲的途中降落百慕大停机加油，每次都成为总督伯利勋爵的上宾。他对伯利夫人和她的女儿怀有好感。1947年初，马歇尔从伯利夫人的来信中得知她已离婚，因为她丈夫要与另一位美人结婚。
在伦敦会议期间，尽管会议和宴请不断，但马歇尔同玛丽伯利夫人至少单独吃了两次午饭和两次晚饭。毫无疑问，马歇尔喜欢同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士交往，和她们在一起，他感到轻松、自在并有助于恢复活力，她们对他当然如痴如迷，也许他们还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伦敦的那段美好日子记忆犹新。
1948年春，马歇尔在伦敦遇到了另一位女士。一次晚宴结束后，一位极其漂亮、谈吐不凡的女士向人们谈论着欧洲形势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办法。她就是29岁的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马歇尔后来承认，她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她讲完话后，马歇尔走上前去，面带微笑地对王后说，她在几分钟里所讲的道理比他担任国务卿以来听到的任何一位政治家讲出的道理都多。她脸红了，向马歇尔道了谢，说任何的称赞都不如他的称赞让她高兴。随后，他们进行了长谈。马歇尔从王后那里得知有关希腊的更多情况。她请求美国为希腊提供食品、经费、武器和技术性建议，指导希腊打赢独立战争。正如马歇尔所说，直到遇到这位王后，他才开始重视希腊和希腊问题。
马歇尔受到了震动，当晚就给她写了一封信，注明“收信人亲启”，派人送到克拉里奇饭店。
陛下：
今晚我们在克拉里奇饭店谈话之后，我已安排范弗里特中将作为美国高级官员在您回雅典之前即赴雅典。这样，希腊政府，特别是希腊军队，便可以得益于我们在大战中提拔起来的这位勇敢、最具魄力的军团司令的建议。在诺曼底登陆时，他还是个团长，打到莱茵河西岸，他已成为率领20万大军的指挥官了，由此可见他才干非凡。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相当朴实、谦逊的作风。我认为他在同游击队的作战中，会给您们以极大帮助。
如果您不把此信内容示人，我将非常感激。我特别希望，您个人对范弗里特的关注会对事情有所帮助。
您的忠实的
乔治·马歇尔
从那时起，直至马歇尔去世，俩人一直通过中央情报局保持着秘密通信联系。
7. 冷静外交
1948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各种可怕事件一触即发。危机之一是巴勒斯坦与犹太人之间正面临难题。
早在1944年马歇尔还是陆军参谋长时，美国国会两院拟就“关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犹太国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深表关切，他认为，这样做将会“严重破坏”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严重破坏”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还可能引起“一场波及整个作战地区并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冲突。”于是，赫尔打电话给马歇尔，希望参谋长同总统谈谈此事，并对国会施加影响，力劝他们不要予以通过。
马歇尔给赫尔回信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任何冲突必将分散用于对德作战的人力物力，甚至严重影响目前作战部队需用的石油供应，由此将对尽快结束战争产生不良影响。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同意马歇尔的主张。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四年过去了，现在已是1948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即将期满，英军准备撤出，剩下相互剑拔弩张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此情势下，美国究竟应持何种态度，这回要由马歇尔作出决策了。国务院多数专家们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势必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而在这场冲突中，人力和武器均处劣势的犹太人将被消灭。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巴勒斯坦联邦。
这一时期某些犹太人的材料证实，马歇尔反对成立以色列国，并扬言如果总统承认以色列，他就辞职。
5月12日，正率领代表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负责人莫舍·沙里特请求与马歇尔会谈。他向马歇尔通报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将于5月14日宣布成立，一支犹太武装正被动员起来的消息。“对于这次冒险行动，马歇尔的态度非常强硬、非常严厉并极表怀疑”，沙里特的助手埃本事后说，“后来又来了个出人意料的大转弯……他说，‘我劝你们不要蛮干，但你们军方认为他们能打赢。我的意见是你们别去理睬军方的意见。但归根结蒂这是要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事，如果你们决定要干，而且成功了，那算你们走运。你们也许会得到我们的承认，可是，我们不打算对你们的决定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默认态度。
5月14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成立以色列共和国。杜鲁门发表声明立即予以承认。
此时，马歇尔关注的问题不止中东一个，对他来说，欧洲问题仍很棘手。欧洲正被分成两大对立阵营，由四国共管的柏林一时成为焦点之一。苏联人正试图建立“柏林墙”，东德和西德人从此将断绝一切来往；在希腊，由美国取代英国接管后的几个月以来，希腊内战局面未见任何好转，美式装备的希腊军队与苏联装备的阿尔巴尼亚军队正在边境地区激烈厮杀；悲观主义者认为，巴尔干半岛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温床。
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写信给她的新朋友马歇尔，描述了希腊正日益恶化的形势，并提出具体建议：“我丈夫（保罗国王）强烈认为，我们将同美、英两国举行参谋人员会谈，将加速做好应付任何复杂局势的准备……为了免遭我们邻国的突然袭击，我丈夫感到现在就有必要由双方参谋人员共同研究制订一项应付紧急情况的联合作战方案，以免我们措手不及……”
为慎重起见，马歇尔拖了整整三个月才给王后回信，回绝了她的建议。马歇尔在信中写道：“出于我对范弗里特将军的信任，尤于自己远离作战现场，我认为必须慎之又慎才是……至于我们继续通信一事，只要纯属私人的机密信件，我将乐于在您认为需要时与您交换意见。”
1948年6月24日，苏联下令全面封锁柏林。
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的直接反应是对封锁进行试探。“试探的办法是，”克莱后来说，“先往柏林开出一列火车，结果大显其眼，遭到扣压，无法开动。第二步反应是派一支武装护车队进去，我亲自组织，由特鲁多将军指挥。为了执行此项任务，他们派出了一支武装齐全的战斗分队。与此同时我开始实施空运，运多少算多少。”然后，克莱才给华盛顿发报，请求批准“派遣武装护队进入柏林。”
“我考虑要先经批准，”克莱说，“因为万一护送队受阻，就可能开枪动武，一路打进城去，那将打响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而不仅是喊喊而已了……但我的请求被否定了，更确切地说是要我另打主意。”
于是，便代之以实施空运把物资运进城去，结果，东德和苏联人都没有加以阻拦。但气氛一度趋于紧张。只要在柏林上空发生冲突，就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马歇尔急忙与他的老友、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商讨对策。马歇尔认为，苏联人封锁柏林，似乎表明他们准备西进，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才能劝阻他们不要采取这种自杀性的行动呢？“您是知道的，”马歇尔说，“我们有力量摧毁苏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目标……我有是否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
巴鲁克对马歇尔的话大为震惊，他不敢相信马歇尔是在开玩笑，果真如此，他将建议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战争吗？“我告诉他最好先把事情搞清楚，”巴鲁克后来说，“因为苏联人有自卑感……他们对自己或别人的判断都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
不久，马歇尔邀请巴鲁克参加一个“智囊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欧洲局势；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能否摆脱目前的困境；在苏联的原子弹没有问世之前使用原子弹，是否为上策等。与会者相当认真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但大家都感到使用原子弹“这的确是个很难拍板的决定。”经多次讨论后，马歇尔不再谈打预防性战争问题了。
但是，麻烦事并未因此而中断。1948年秋，联合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一位事先由联合国派出的瑞典人福克·贝尔纳多特特使向大会报告了中东局势。自巴以分界线划定以来，以色列不仅宣布了独立，而且打退了阿拉伯四队的进攻，并进而占领了分界线以外的大片领土。贝尔纳多特坚决主张，按照一年前的分界线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把以色列非法侵占的土地划归阿拉伯人。但以色列能否以独立国家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将由此次会议投票表决。
当时，各国对以色列以独立国家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意见不一，即使在美国代表团中也是如此。共和党代表杜勒斯深信犹太人是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子孙，各国都应承认这一事实，对以色列国应以礼相待。马歇尔的态度却谨慎得多，既然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从现在起他们就应当有所克制，不要一味坚持通过联合国得到世界的承认，也不要占住从阿拉伯人手里夺来的土地不放。英国人则坚决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并主张以色列应交出非法占领的土地。
当以色列人忙于四处游说时，巴勒斯坦却传来坏消息，联合国特使贝尔纳多特被暗杀了，几乎可以肯定是以色列恐怖分子干的。于是，马歇尔对以色列代表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淡了。与此同时，贝文则向杜鲁门发起了攻击，他认定是杜鲁门在向马歇尔强压。他用一些侮辱性的语言攻击杜鲁门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治家，甚至对马歇尔说，总统“为了拿到100张选票，情愿去舔随便哪个犹太人的屁股。”马歇尔对此大为气恼。
结果，直到投票的前一天晚上，马歇尔还没有给美国代表团下达明确的指示。他说，他要在当天作出决定，但他却病倒了，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有时还呕吐。医生说他的肾脏出了毛病，虽不必立即手术，但必须避免脑力和体力劳累。
杜鲁门得知马歇尔的病情后，立即下达指示，让杜勒斯接替了他的工作，安慰马歇尔好好休息。
马歇尔决定应希腊国王和王后的邀请偕夫人前往雅典疗养。他们到达雅典后不久，联合国投票表决同意接纳以色列为联合国成员国。
此时，杜鲁门正忙于总统竞选，尽管他赢得了犹太人的选票，但国内政治专家们认为，杜鲁门当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民意测验表明，托马斯·杜威将会获胜。大选结果却出人意料，杜鲁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
马歇尔在希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后，回国途中又在伦敦稍事停留，借机看望了玛丽·伯利，并把凯瑟琳介绍给了她。此时，英国却在盛传马歇尔打算辞去国务卿职务。对此，英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玛丽·伯利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当前，世界有多么古怪。可别松开您那把握世界脉搏的手指，撒手不管，我恳求您。世界的稳定和正常秩序必须有人来维持。就我所知，只有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您就是当世的阿特拉斯啊（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人）！
马歇尔一心盼望着退出官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卸掉责任，自由自在地行事和安享家庭生活，你简直想不出，这对于我将是多么大的乐事。”
与此同时，总统正通过马歇尔的助手洛维特做工作，让国务卿打消辞职的念头。杜鲁门猜想，马歇尔决定辞职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有关。他对洛维特说，他不相信报纸宣传，不要理会那些“该死的政客”和巴勒斯坦问题压力集团的那一套，希望马歇尔先不要作出决定，找个机会谈一谈再说。
马歇尔于12月初回国后不久，随着腰部一阵突发的剧痛他病倒了，被立即送往医院。医生说他的一侧肾脏严重损坏必须切除。
如果手术成功，1948年12月31日他将年满68岁。
8. 难卸重任
马歇尔的病情，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慰问电来自世界各地，发电人的身份各式各样，包括丘吉尔、戴高乐、斯大林、、周恩来、蒋介石、铁托、魏茨曼、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几十位参议员、众议员寄来慰问信。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写来的慰问信多如雪片。
马歇尔手下一些人注意到，蒋介石发来的慰问电上没有蒋夫人的签名，而马歇尔肯定更愿得到这位夫人的信息。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国民党的处境每况愈下，她是否把这些惨败归咎于马歇尔？参众两院已有些风言风语，说因马歇尔不主张为国民党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才造成了如此不幸局面，宋美龄是否也这样想呢？
时隔不久，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争取更多的美援，宋美龄再次飞到华盛顿。她听说马歇尔住院手术，便立即前往探望。随后，她应凯瑟琳邀请去多多纳庄园小住，俩人白天在庄园收拾菜地，晚上闲谈马歇尔将军的事。
宋美龄飞回中国之前，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她以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马歇尔在医院里“懒卧于丝绸被中”的同时，自己如何在他家的菜地干苦役，充分流露出这位傲慢的中国第一夫人对他的关爱之情。信是这样结尾的：
因此，紧急请求总司令跳出绸被，火速回家！家庭可爱，断不容如此！本签署人祈求上苍为此种非中国式待遇作证。我的良友恒温器亦五内俱裂，因而忽冷忽热。我竭诚期待国会对我在此自由国度的遭遇予以紧急注意——打倒奴隶劳动！
宋美龄谨言
蒋夫人是否真的认为马歇尔应对她的丈夫和国民党的垮台负责（反对马歇尔的人后来就是这样说的）不得而知。对蒋夫人持否定的人士说，全中国数她最专横、最傲慢，而这封信不像是出自她的手笔。马歇尔读完信，只是笑笑而已。他回信说，决不把她的信给任何人看，以免损害她那中华皇后的形象。
马歇尔渐归康复，但他感到已无力胜任国务院重任。在庆祝68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告诉凯瑟琳，他已决定辞职。凯瑟琳对他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等着这句话呢。1949年1月13日，马歇尔正式向白宫提交了辞呈。四天后，总统写来了回信：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
您1月3日的来信使我深切意识到，由于健康原因，您不得不决定辞退归隐，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我本来一直希望此事能迟迟发生。
我们这些从政日久的人深深懂得，不可或缺的人物为数甚少。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得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是因为不时涌现出才华出众的人，他们由于在某一重要的岗位上获得经验而具备了出类拔萃的素质，能够同时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履行职责。在我心目中，您就是这类人物的典范。
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您曾荣任两位总统的向导和顾问。您的素质和品德曾激励盟队赢得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问题最多的战争。
当国务卿这一重要职位出缺时，我为由您来担当此任而深感欣慰，尽管当时您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老还乡。事实证明，您的丰富阅历和经验，使您得以愉快地完成指导我国外交政策这一繁重工作——尤其是“马歇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我一直希望，经过治疗、休养和恢复，您能够继续担任国务卿。然而，我决不想使您的健康因此而受损。因此，我同意您辞去国务卿一职，自1949年1月20日起生效。在极其遗憾地作出这个决定的同时，我谨衷心地向您表示友情和敬意。
您最忠诚的
哈里·杜鲁门
马歇尔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他提笔给助手洛维特写了一张便条，让他把便条念给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听，向他们致谢并道别。洛维特回信说已经照办，并写道：
无论何时，如果我能对您有所帮助——无论什么样的帮助，我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我的这一请求出自肺腑，要我效命的范围不限，惟有两点保留：其一，我既无精力，也无勇气帮您用死鱼头为您的西红柿上肥；其二，假如您要我一同去特拉维夫帮犹太人搞复国，我恐怕要三思而行。除此两点，其他一切均可听命。谨致最诚挚的爱慕之情。
永远属于您的
罗伯特·洛维特
以后的三个月，他偕夫人在一些疗养胜地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清闲的时光。他刚能起床走动，请他作报告、讲话、剪彩和发奖的请帖便如雪片般飞来。一些好心人劝他要小心从事，注意保养身体。连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也来信安慰他，她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无论今天您掌权与否，您都是当今世界上头脑最清楚、最有远见，同时又最富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之一。我们每到一地，都能感受到您在起表率作用，只是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而有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正是这种影响，比迄今贵国慷慨给予我们的一切物质援助还要重要得多。
您对这些来自希腊的话也许会发笑，因为就政治领导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真
正做到以您为表率！
但是，马歇尔还是抗拒不了责任的召唤。新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请他出席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为北大西洋公约作证，他同意了。丘吉尔来华盛顿，特别要求同他见面。“我一连好几天起不了床，”他对艾奇逊说，“说实话，我最害怕可又无法避免的是，只要我一露面，就会有经济合作法、中国问题和其他许许多多问题等着我。我起码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健康，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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