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俄罗斯统帅对“军队中毫无意义的残酷做法”感到激愤，努力维护因盲目效仿德国制度而横遭践踏的民族尊严：“普军屡屡败于俄军，我们向他们学什么呢？”他对保罗一世在战术、纪律和士兵服装方面进行的更改作了这样的总结。
他还说：“发辫不能当矛使，鬈发不能当炮打，香粉不能当枪放，而我不是德国人，生来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当时，他的这些尖刻话语曾传遍全俄罗斯。
苏沃洛夫经常触犯新条令，从而愈加激怒了保罗一世，苏沃洛夫常说：“要我改变，为时已晚！”于是，保罗颁旨，令其退职。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世时，曾降旨将一大片花园和布列斯特以西小城科布林的一座城堡赐给苏沃洛夫。当时就在此地的花园内盖起一座木结构房屋。这是一座普通的平房，有七个房间，四周筑着土墙。城里的一条大路通向庄园，两旁栽着高大的金字塔形杨树。1797年4月初，苏沃洛夫从图利钦来到科布林。
军队对新规矩大为不满，怨声载道，与已成为光荣战斗传统之象征的苏沃洛夫的名字相关的传说也越来越多。新沙皇为防止兵变，消除苏沃洛夫的影响，于4月22日晚突然降旨，命令将苏沃洛夫带往博罗维奇庄园软禁。苏沃洛夫像做梦一样匆匆同朋友道别，甚至都没能安排一下事务，未带任何值钱物品便跟保罗指定的八品陪审员尼科列夫向偏远的诺夫哥罗德省的密林驰去。经过12天令人疲惫不堪的颠簸之后，尼科列夫将元帅交给温多姆斯基中校监管，自己则返回科布林。他以沙皇的名义逮捕了大批军官，并将他们带到基辅投入一所城堡。然而，经过审讯，一无所获，于是又将军官们释放。保罗给诺夫哥罗德省省长颁旨道：“请对已被开除军职的安东·格列斯涅尔少校和骑兵大尉切特韦尔金斯基公爵及苏沃洛夫的其他随从人员进行监视，勿令他们同现住你省的前元帅苏沃洛夫伯爵联系及会面。”
伟大统帅的声誉和受难者头上的光晕更使对他的监视变成了一件不光彩的差事。总的看来，温多姆斯基和这位著名的流放犯尚能和睦相处，他表现得较为灵活，态度也有分寸。苏沃洛夫收到女儿的一封信：“我的心揭示给我的就是向至高无上的主祈祷，让您能心神安稳地生活下去，我和弟弟、儿子都健康无恙，请您为我们祝福……我切望能尽快见到您，我祈求上帝——我们的护佑者保佑我实现这一夙愿。吻您的手。”一个月后，求得沙皇恩准，祖博娃伯爵夫人携同幼子亚历山大和13岁的弟弟阿尔卡季来到他身边。
老元帅万分高兴和激动，不知在自己简陋的木屋中如何安置这些亲爱的客人才好。他的亲人们在这里呆了近两个月，这可忙坏了温多姆斯基——他连每件小事都得向省长报告。后者又得报呈彼得堡的保罗。沙皇从遥远的彼得堡监视着苏沃洛夫的一举一动。
许多人得知元帅失宠，便乘他被流放无力保护自己之机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钱财上的要求。此外，总检察官要定期向上报告苏沃洛夫的行动及起居情况。这种侮辱性的监视对元帅是一种最残酷的折磨。
1797年9月，苏沃洛夫上书保罗：“仁慈无量的皇帝陛下！伟大的君主：请发发慈悲吧，怜悯怜悯一个可怜的老头子吧。如果我有冒犯您之处，请您原谅。”但是，在这个古怪的沙皇身上温情掺着出奇的残忍，突然而生的善念伴随着冷酷无情。苏沃洛夫这封悲悲戚戚的信如石沉大海。
事隔半年，1798年2月的一天，他的外甥安德烈·戈尔恰科夫——保罗一世的侍从武官突然来到康昌斯科耶这位流放者面前。
苏沃洛夫在军队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对他的贬黜显得极不妥当。沙皇命令19岁的戈尔恰科夫转告统帅：“如果以前他有犯上行为，朕并不记恨；他可以回来，但回来后希望在行动上不再引起丝毫误会。”
保罗太不了解苏沃洛夫的性格了。元帅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拒绝去彼得堡。他确信新君主对军队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观点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看不出有什么和解的基础。后来，碍于外甥的一再请求，数月后他返回了彼得堡，并很快得到沙皇的召见。保罗很想同享有盛誉的元帅和解，但是，苏沃洛夫始终信守俄罗斯军队要具有自己的特性这一原则，于是他继续同拥有无限权力的君王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他感到留在彼得堡无益，便请求恩准他返回乡下，保罗快快不乐地同意了。
返回乡下后，离职的元帅郁郁寡欢。他想象着飞马迎战法军的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他重返军队已无望了——他的生命之路快走完了。“忘怀之草”已经铺满了伊兹梅尔的围墙及福克沙尼和雷姆尼克河的战场。如今，苏沃洛夫本人似乎已经成了行将结束的18世纪的一片神奇的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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