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不敢苟同“每次都是一次强奸”的观点。回想起当初写《第二性》时，曾认为“第一次戳入总是一次强奸”，后来才觉得这种认识实在不足取。事实上，两相情愿的交媾现象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把与强奸混为一谈，意味着落入一切男性神话的窠臼之中了。
接着，西蒙·波娃被卷进了与男女平等主义的争吵之中。一批充满愤怒、痛苦、冷嘲和焦虑重重的书自美国寄来。《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前来巴黎，向西蒙·波娃这位“更博学、更年长”的人作了一次私人拜访，试图让西蒙·波娃分担她本人对妇女运动正在进入死胡同的内心忧虑。最后，她失望地走了，她觉得西蒙·波娃既疏远又冷漠，尽说一些时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否认杰出人物统治论，并且抽象地拔高普通的“工人阶级”妇女。
西蒙·波娃确实是在借故推托。
为庆祝《第二性》出版25周年，《弓》准备出版一期西蒙·波娃专辑。为了这期专辑，西蒙·波娃就妇女问题采访了萨特。西蒙·波娃说，在萨特的著作中，有“男性至上”的痕迹。她使他承认，在说到利用妇女时，他并不完全是无辜的。可是西蒙·波娃又说，萨特始终认为她和他是平等的。
这件事使他感到奇怪。莫非在轮到其他妇女时，这反倒是不可思议地增强了他的男子气概？
西蒙·波娃说，虽然萨特认可了《第二性》，但这本书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她也一样。“当时我们具有同样的态度，”她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导致妇女解放。”
5. 愈到晚年，他俩愈发热衷政治
总之，愈到晚年，西蒙·波娃也好，萨特也好，都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1969年4月，她与萨特、科莱特·奥德里、玛格丽特·杜拉等人签署声明，支持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人物出面参加共和国总统竞选。
1970年1月，与萨特等左派人士签署文件，强烈谴责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发生数万人被杀害的惨剧。
1970年9月，出任左派报纸《国际白痴》社社长。
1970年12月，积极奔走活动，反对开除怀孕女学生的作法，认为社会是惟一的罪人。并同萨特一起赶赴朗斯，组织“人民法庭”，谴责煤矿老板唯利是图，草菅人命。
1971年1月，为支持言论自由，替《我控诉》报就一次工伤事故写报道，态度越来越激进。
1971年9月，因承担《国际白痴》报社长职务期间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被指控犯了诽谤警察罪（5个月以前，她因不满于该报的工作，已辞去社长职务）。
1972年2月，前往雷诺工厂为解雇的左翼工人辩护。
1972年6月，与吉泽尔·哈里米、克里斯蒂安娜·罗什福尔等人创建女权组织“抉择协会”，并被推选为该协会主席。
1974年，创立抗议日常性别歧视的妇女权利同盟，并在《现代》上发表妇女专号“固执的妇女”。
1975年，为玛丽安娜·阿尔纳和佩波·昂热摄制的新闻报道短片《老人的散步》写作解说词，为老人权利呼吁；鉴于其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人权而斗争，是年1月获耶路撒冷奖。
3年后，即1978年，鉴于她对欧洲文学的贡献，荣获奥地利国家奖；法国文化界开始拍摄记述她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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