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从表面上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会议开始前10几分钟，贝利亚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但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装作若无其事，和贝利亚打招呼，会议刚一开始，马林科夫便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当时贝利亚紧挨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坐着，贝利亚一看风头不对吃惊地张大嘴巴，紧接着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疑惑地问道：“尼基塔，你们想干什么！？”
赫鲁晓夫便法官宣判似地厉声回答：“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就发言，历数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接着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言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谴责了贝利亚充当英国间谍，里通外国的罪行。
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应由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临场由于心情紧张不知所措，致使会议长时间地停顿。贝利亚利用这个空隙将手伸向他放在室小桌的公文包。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使劲地按了一下秘密电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等将帅立刻冲进会场，用手枪对准贝利亚，并从他手中夺下公文包，打开一看，里边恰有一枝白朗宁手枪，子弹已上膛。
马林科夫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把贝利亚先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朱可夫怒视贝利亚，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随后，所有元帅和将军们都打开了他们的手枪皮套，以防贝利亚的反抗。贝利亚及其同伙一开始被秘密关在莫斯科军区院内“魔窑”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对他们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揭露和处决刽子手贝利亚以后，朱可夫在军队地位才得到彻底恢复。1955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制的推行。
朱可夫元帅从来没有动摇过“军事一长制”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文职当局必须放手让军事首长来处理部队的事务，而不要让政工干部来干涉。他痛恨那些不正派的政工人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事指挥员再次成为惟一出头露面的显赫人物。
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的职务，担任了国防部长。
1956年1月，在莫斯科军区一次党的会议上，朱可夫极力强调要维护军事首长的特权，他说：
“在莫斯科军区，有人企图对司令的正式活动在党的会议上加以批评。这种企图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对指挥员权力予以全面加强，对于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和将军要给予支持。”
后来，朱可夫在另一次政工会议上，他强调地说：
“宣传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在于要对实际工作的执行做出贡献。一个不懂得军事责任的政治官员，就不能应付他面临的各种任务”。1957年4月，苏共中央根据朱可夫的建议，公布了一项《对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组织的指令》。这份材料对党在军队中的地位，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在具体指令中，却规定了“军事司令对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两方面都要负责，不容许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的命令和规定提出批评”。这一内容，显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朱可夫这种主导思想影响下，许多军事指挥员对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和党的领导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都集中精力从事军事专业，掌握新的、复杂的军事技术和探索未来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军队中的政治干部无形中受到了冷遇，人数锐减。政治机关的权限也受到限制，政工干部只是副职，是军事首长的助手。军队中政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了，使它的职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极力推行单一首长制，不管其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客观上则明显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引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因为他自己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后，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获得最后结果，朱可夫的支持还举足轻重，赫鲁晓夫不会为此与朱可夫摊牌。相反，他对朱可夫给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并将他选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随着朱可夫地位的上升，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思想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
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朱可夫决定加速发展远程航空兵，加强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大规模的陆上作战的重要性。他说：“空军与核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武器冲突的成败。尽管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战役中不可避免地还要使用大量陆军部队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与之相配合。”
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不仅经常发表文章 ，照片也多见诸报端，所有重要会议和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在党的主席团中他也常居显要位置。他似乎已成为苏联的政治领袖之一。人们注意到，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职业军人能在政治上升到如此高的地位。
3. 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1956年，在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彻底揭露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攻击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断，使他获得了不少政治资本。赫鲁晓夫不仅否认了斯大林在军事上的天才神话，而且把许多荣誉归还给了那些著名的军事将领。
赫鲁晓夫采用实用主义的政客手法，肉麻地献媚和别有用心地拉拢朱可夫，他拍着胸膛大声疾呼：我从来都反对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和贬谪，我始终把朱可夫当做忠实的朋友……”
朱可夫也投桃报李。1957年4月，他帮助赫鲁晓夫清除了马林科夫集团，使赫鲁晓夫稳固了自己的权力。然而，随着个人权力的巩固，赫鲁晓夫对这位功高盖主的老元帅不放心起来，特别是朱可夫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 ，表白他在卫国战争历次战役胜利中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猜忌。
“朱可夫想干什么？”这个问题不断在赫鲁晓夫的脑子里打转转。
“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朱可夫为所欲为。”赫鲁晓夫暗下决心。
正当朱可夫沉醉在频频喝彩声中，稳稳地站在权力阶梯顶点的时候，可怕的厄运已悄悄向他走来。
他的这一切荣耀和权力，立刻又像烈日下的雪人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
1957年10月，当朱可夫正按原定计划在国外进行访问时，赫鲁晓夫的秘书却突然给他打去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要元帅您直接飞返莫斯科。因为定于11月7日革命节40周年时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有许多事情等着您回来处理。”
朱可夫认为赫鲁晓夫的要求似乎在情在理，便欣然同意。他根本没有想到赫鲁晓夫早已经在莫斯科为他设好了陷阱。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秘密召开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决定朱可夫的命运。
在会议上，赫鲁晓夫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位国防部长的力量和声望的惧怕，但他又没有足够的依据和勇气把这位重臣拉下马。他打算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岗位，从而剥夺他对军队的控制权。
朱可夫被从机场直接接到主席团会议室。在主席团会议上，当他得知赫鲁晓夫的打算后，他面孔涨得紫红，脖子直挺挺地梗住了，双眼射着愤怒的光，死死地盯着眼前赫鲁晓夫那圆滑的胖脸。他猛然间有种受骗上当的耻辱感，怎么也难以相信，4个月前，正是由于他的保护和支持，赫鲁晓夫才免除了灭顶之灾。可是转眼之间，赫鲁晓夫却翻脸不认人，向他狠狠捅了一把“软刀子”。“这大概就是政客们常玩儿的把戏……”他在心里默默地猜摸。
朱可夫越想越气，怒火中烧，他断然拒绝对他的“提升”意见，于是双方开始摊牌了。辩论的时间很长，双方各不相让。但对朱可夫来说，这一切早已无济于事。
赫鲁晓夫早有预谋，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时以后，塔斯社发表了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公报，公报说：会议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不到1小时，莫斯科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早上，《真理报》也刊登了这则消息。立时，这一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
“朱可夫出了什么事？”围绕朱可夫的沉浮，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一周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外交场合向记者透露说：
“朱可夫还活着，并且身体很好，我们将给他安排别的工作”。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对他的新工作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他将得到一个合乎他的经验和资历的工作。”为了增强他这番话的可信度，赫鲁晓夫补充说：“我今天还看见了朱可夫元帅。我同他谈了话，他的身体很健康。”
赫鲁晓夫还极为隐晦地向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就一个生命来说，一个细胞死亡，另一个细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继续下去。”
在苏联公布朱可夫被免职的公报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内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但是，朱可夫毕竟势不力敌，他在政治舞台上又一次遭到失败。
在新任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控制下，《红星报》不指名地说：
“一个高级军人”被他自己成功的军事经历迷住了心窍，他为此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了党的严厉制裁。同时，海军杂志《苏维埃舰队》也旁敲侧击地批判朱可夫说，那些大模大样的军事领袖们贬低政治机关在军队生活中作用的企图，必须加以严厉谴责。同时申明，“不论一个员的级别多高，如果玩忽职守，必须在党的会议上对他加以批评”。
他们指责朱可夫失去了党员应有的谦虚，自认为是取得一切战争胜利的惟一英雄。他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在与朱可夫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成功地利用原来与朱可夫相处在一起的同事们，有些甚至是朱可夫亲自提携起来的亲密战友和部下，如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罗夫等人，让他们出面来批斗朱可夫，异口同声地声讨他。
这种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批判，对朱可夫元帅的自尊心和心灵是一次十分深重的摧残。他开始变得心灰意冷了。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竟自己投票赞成把他从主席团清除出去。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时他也失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而惟一保留下来的是他的党员资格。最后他被宣布退休，并且可以得到每月5500旧卢布（约合当时1357美元）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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