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学习，使朱可夫进步很大。尽管改编后的团一级工作比过去更复杂了，但朱可夫觉得不论是军事工作还是政治工作，处理起来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在朱可夫的领导下，新编第39团的工作又走在了全师的前面。
这时候，作为军事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苏军开始采取单一首长制。
由于朱可夫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引起了上级领导对他的重视。1926年冬，骑兵第3军军长铁木辛哥和政委克罗赫马尔在军部召见了朱可夫。
“朱可夫同志，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在担任团长的同时兼任团的政委，成为团的单一首长。我希望你能胜任这一新的重要角色。”铁木辛哥向朱可夫通告了军里的决定。
担任团的单一首长后，朱可夫的工作担子更重了。在他的努力工作下，团里的各项工作显得井井有条。不久，整个军区都知道了朱可夫的这个团。
1927年春，布琼尼来到朱可夫的团视察，对朱可夫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此后，不断有重要人物来到这里。朱可夫这颗新星正在日渐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
1928年4月，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塞尔基奇担任了骑兵第7师师长。朱可夫对这位新师长的能力深为折服。通过参加由塞尔基奇组织的几次演习，朱可夫感到自己战术素养有了很大提高。他把塞尔基奇称为“一个称职的教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英雄惜英雄。塞尔基奇对朱可夫这位下级，也充满了好感，在一份关于朱可夫能力的报告中写道：
……是一个精力充沛、果断的指挥员。由于朱可夫同志在教育和作战训练方面的工作，该团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要求的水平……作为一个团长和单一首长，他应该被提前晋升。
1929年年末，朱可夫又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深造班学习。
这个时候，苏联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已经开始形成。在莫斯科，朱可夫对此做了系统的学习，并阅读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了解了现代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以及战略后方与前线的关系等战略问题。这期间，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著作《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书，引起了朱可夫的浓厚兴趣。
在《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书中，特里安达菲洛夫根据当时军队的状况和武器装备发展的现状，对未来战争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特别是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此外，特里安达菲洛夫在书中还第一次探讨了战役学问题，对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进攻和防御的能力，战场开进、战役持续时间和纵深，进攻正面的宽度以及防御战役的实施等进行了研究。朱可夫深入地研究了这些理论，掌握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
1930年春，朱可夫从高于深造班毕业返回部队，并被提升为骑兵第2旅旅长。
朱可夫开始把他在课堂上学来的理论广泛地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验证这些新理论，并不断地融入自己的创造。
正当朱可夫准备在部队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1930年年底，鉴于他在骑兵部队的出色表现，他被调往莫斯科，担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协助布琼尼工作。
骑兵监察部在红军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除负责骑兵的日常工作检查外，还组织首长—司令部演习、野外演习以及交流军事训练的先进经验及各种集训和作业。考虑到朱可夫在骑兵战斗训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被指令分管这一工作。
在骑兵监察部，朱可夫参加制定了红军第二代条令。其与第一代条令的显著区别是，新条令强调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规定使用坦克、防空和防化学武器。
在制定第二代条令的过程中，朱可夫因工作需要，同当时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有了多次接触。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理论水平，朱可夫早就慕名已久。通过和图哈切夫斯基本人的接触，他更被图哈切夫斯基对军事问题、特别是战略战役问题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刻见解所折服。他把图哈切夫斯基称为“伟大军事思想的宝库”，是“军事杰出人物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
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得以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战役战术问题。这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朱可夫在监察部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使他又一次得到了提升。1933年3月，监察部向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举荐了朱可夫，让他担任骑兵第4师师长。这一任命充分体现了红军领导层对朱可夫的信任与赏识。
骑兵第4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现任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是它的首任师长，该师是著名的骑兵第1军的主力。第二任师长是现任骑兵监察部部长布琼尼。在内战期间，布琼尼曾率领该师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眼下这个师却面临着荣誉危机。这一来是因为布琼尼走后的几任师长领导不力，二来也有客观原因。1931年，骑兵第4师属列宁格勒军区。1932年，该师被匆忙调往白俄罗斯军区。由于换防仓促，各方面工作没有跟上，对该师的日常训练及管理造成很大影响。伏罗希洛夫一向视该师的荣誉如自己的荣誉，为此他同布琼尼交换了意见，决定为该师物色一个能干的师长，重新树立起它的光辉形象。
凭着过去对朱可夫的了解，加上近两年一同工作中的亲身感受，布琼尼认为朱可夫是担任第4师师长最合适的人选。
朱可夫任职仪式是布琼尼亲自主持的。在仪式结束时，布琼尼激动地对朱可夫说：“第4师过去是最优秀的骑兵师，今后它也应当是最优秀的骑兵师！”
朱可夫在担任骑兵第4师师长后，一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部队的营房设施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严格纪律，重点抓了部队的训练工作。朱可夫那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就在这时开始形成。
在第4师，朱可夫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对各级指挥干部进行教学法训练，对中高级指挥人员重点进行战术训练。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朱可夫认为只有自身战术素质过硬的指挥员才能训练出能征善战的部队。朱可夫本人也非常重视战术训练，他把它视之为全部军事训练的最重要部分。事实上，他自己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不论是作为一名战士，还是最后成为国防部长，都始终在不倦地学习战术。
朱可夫特别重视在实战条件下进行部队的训练。为此，他经常把全师拉到野外，训练在复杂条件下作战的科目。
就在朱可夫大刀阔斧地按自己的方式重塑第4师的形象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朱可夫很不愉快。
在朱可夫就任师长半年后，军区司令员乌博维奇发现第4师的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于是便给了朱可夫一个处分。
这是朱可夫一生中的第一个处分。朱可夫对此感到很难接受，一来要想使一支部队脱胎换骨，半年时间是根本不够的，二来第4师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向国防人民委员会上书申诉，并表示不愿在乌博维奇手下继续工作。
乌博维奇获知这一情况后，重新审查了对朱可夫的处理情况，并亲自去朱可夫的部队检查了各项工作。最后，他找到朱可夫，告诉他：“我发现，对你的处分是不公正的，希望你继续在这儿干下去。”
“可以认为处分撤销了吗？”朱可夫不依不饶。
“毫无疑问，处分是错误的”。
这个不愉快的插曲就这样结束了。朱可夫和乌博维奇也不打不相识，由此成为了朋友。
经过朱可夫一年的艰苦工作，人们惊喜地发现，过去那支威武之师又回来了。
1935年，在白俄罗斯军区组织的年度大检阅中，第4师在作战训练和政治训练等各科目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为此，该师获得了政府的最高奖励——列宁勋章 。同时，朱可夫个人也获得了这一殊勋。
从这时起，朱可夫赢得了更多人对他的注意。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苏联的大小报刊上。1936年，他在政治上也迈进了一大步，被指定为参加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中，朱可夫这颗军中新星，以耀眼夺目的光彩在冉冉升起，更美好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5. 军事理论之争
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1929—1930年组成常备试验的机械化部队。据此，1929年，苏军首先在白俄罗斯军区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团。第二年，该团被扩编为机械化旅。1932年，苏军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军装备有500多辆坦克和200多辆汽车。到1936年，苏军已建成了4个机械化军，6个机械化旅，6个机械化团。此外，在骑兵师还编有15个机械团。
机械化军编制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理论上的一大突破。这就意味着坦克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这与当时大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坦克支援步兵的观点截然相反。可以说，在运用坦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苏联当时远远走在了前面。
在苏军建起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的同时，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苏联的军事理论界提出了向纵深进攻作战的理论。这被认为是30年代苏联军事学术最主要的一项成就。
大纵深进攻战役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对敌整个战术纵深实施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然后使用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并在航空兵的帮助下向敌整个战役纵深实施进攻，直至完全消灭敌军集团。该理论的特点就是强调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实施深远战线和广泛空间的立体战争。这一理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军事理论界所取得的这一成就，在当时并未在苏军领导层内部取得一致，很多人还依然留恋着给他们带来荣誉的骑兵，认为坦克只有被分散配属给步兵或其他部队才能发挥作用。由于这些人很多是国内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因此对斯大林影响很大。结果，机械化军这一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充分正确的编制形式在当时还只是属于试验性质，用以验证装甲部队独立运用的优劣。
在这场争论中，朱可夫是一位坚定的“坦克派”。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大量使用坦克，而且通过他领导的机械化第4团进行有关大规模使用坦克的试验。
“坦克怀疑论”者的一个主要顾虑是无法解决快速的坦克部队同速度较慢的步兵之间在战术上的协调问题。朱可夫通过试验，提出使用摩托化步兵，结果较好地解决了利用坦克快速突破所取得的成果。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请求，苏联决定援助西班牙政府。
1936年秋，经伏罗希洛夫举荐，朱可夫作为苏联的主要军事观察员之一被派往西班牙。
与朱可夫同行的，都是苏军的杰出人物，其中后来成为元帅的就有三位：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作为西班牙政府的军事顾问派去的。
朱可夫他们在西班牙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西班牙这场小型战争来检验苏制坦克的性能及坦克作战使用的问题。为此，苏军向西班牙派去了一批小规模的坦克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都不是普通的战士，他们大多是坦克部队的中下级指挥员，在这里试验装备的性能并取得实战经验。
苏联这些坦克部队在西班牙参加了多次战斗，却战绩不一。有些战斗打得很出色，有些则很糟糕。特别是在非特·德·爱布罗的战斗中，40辆苏联坦克通过泥泞地带投入了战斗，结果只有12辆最后返回阵地。
西班牙内战提供了试验场，新式武器得到试用，一些有争论的现代战术观点，也可以在这里加以研究。
但是，作为一场小型战争，西班牙的经验并不典型。可是苏军内部对大量使用坦克持怀疑态度的人却以此大做文章 。同为军事观察团成员、时任苏军坦克部队领导人的巴甫洛夫，在他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断然否定现代战争中坦克能发挥独立的作战作用。
结果，尽管朱可夫等人据理力争，但斯大林最终还是被“坦克怀疑论”者说服了，解散了大部分坦克部队，使坦克仍然退居步兵辅助武器的地位，导致了苏军编制体制上的重大退步。对此，朱可夫痛心疾首。
6. 将才崭露
当朱可夫他们还在西班牙验证坦克的作战作用理论时，远隔千里之外的苏联却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痛的惨剧。
30年代中期，苏联党的政治路线却滑到了“左倾”的轨道。1937年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阶级斗争将日益激烈和尖锐。这次会议以后，苏联国内早已开展的“肃反”运动更加扩大化，并最终伸进了军队内部。
从1937年5月至1938年11月期间，苏军最早的5名元帅中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先后被冠以“反苏军事中心”罪名被杀害。同一时期遇害的还有：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5名军长中的57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根据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年第22期透露：“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万名红军指挥员。”
这场大灾难不仅仅席卷了苏联国内，而且还蔓延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初期担任西班牙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别尔津将军被押回国内处决。在朱可夫身边，还有许多军官甚至有许多年轻军官都被召回国内交付审判。
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众多红军指挥员遇害的呢？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闭幕词中透露了一些情况。赫鲁晓夫说：
“有一次在国外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奇异的消息，说什么希特勒在准备进攻我国时，通过自己的谍报机关假意遗落了一份假文件，说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国总参谋部间谍。这“机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斯手中，看来他是出自良好的愿望把文件转交给了斯大林。因此，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后就被杀害了……”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讲到，所谓轰动一时的反苏军事中心，完全是德国情报机关一手策划的，并且利用了苏联党的“左倾”错误和斯大林对一部分军方领导人的不满和怀疑情绪。实际上，这些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全部是无辜的。
大清洗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导致苏军丧失了众多的优秀指挥员，而且导致了苏联军事理论的严重倒退。这一点，在后来关键性的几年中逐步表现了出来。芬兰战役的失利和苏德战争初期的惨败就是明证。
埃里克森对清洗后的红军统帅机关评论说：“除了沙波什尼可夫，最高统帅部的人不是平平庸庸就是缺乏经验。”也正是由于这种平庸和缺乏经验占了主导地位，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关于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议未被采纳，而且连现有的机械化部队也化整为零改组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大清洗中有几位有才能的将领得以保留，比如：沙波什尼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这些将领的起用，使红军在大战初期遭受挫折时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场大清洗中，朱可夫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以朱可夫耿直的性格，难免会得罪不少人，其中不乏个别小人会借此机会进行报复。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人四处搜寻不利于朱可夫的材料，但是朱可夫最终还是逃过了这场灾难。
朱可夫所以能成为大清洗的幸存者，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能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益于他的骑兵身份。因为，斯大林对骑兵出身的领导人特别信任，因此在大清洗中骑兵领导人受到株连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仅存的两名元帅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都是骑兵出身。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在内战时期曾经是斯大林的西南战线的重要力量。因此，对这支部队里出来的人，斯大林总是显得格外宽厚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可夫最终没有遇害或被解职，反而得到了提升，取代被捕的塞尔基奇，担任了骑兵军长。
1937年秋，朱可夫从西班牙回国任骑兵第3军军长，7个月后，又调任骑兵第6军军长。
在任军长期间，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朱可夫相对地沉默了。他不再大声疾呼有关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但是，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改变。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将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朱可夫是一个具有坚定理想的人，他不仅对理想极具热情，而且，他十分注意骑兵与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并结合部队演习加以检验和完善。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他总是亲自制定战役战术计划，从中使他受益匪浅。
到军长岗位之后，朱可夫感到自己对战略问题研究不够，因此，他开始下功夫阅读大量战史材料，经典军事学术著作，借以研究战略和战役问题。与此同时，朱可夫也深刻体会到大清洗带来的后果，故他十分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朱可夫任骑兵旅长时，正是日本在千里之外对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了在远东牵制日本，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军攻陷南京后，苏联更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1937年底，第一批苏联飞行员来到中国。此后，不断有军事教官、军事技术人员来到中国。1938年夏，经斯大林批准，朱可夫随苏联一个军事使团来华，了解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同时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冬，鉴于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加上苏军领导力量的薄弱，朱可夫被召回国，被委以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的重任。
朱可夫这位天才的军事家，在军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以刻苦学习的精神适应新的岗位，军事才干也随着地位的升迁而不断增长，使他肩负起一个又一个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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