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严峻的考验
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得以调动大批兵力加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从1919年春到1920年末，协约国集团支持俄国国内反动势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武装进攻。
1919年，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敌人向俄国开始了新的进攻。战线多达6条，其总长度为8000公里。敌人企图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铁的包围圈内。当时，国内战争达到了最为激烈的程度。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目标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它们达成了瓜分俄国的协议，准备夺取俄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高加索、北方的一部分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域。
1919年春，仅仅高尔察克的军队就有30万人，这支军队装备优良，主要由外贝加尔、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和反革命哥萨克以及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组成。此外，在高尔察克军队的后面，还集中了由美国、英国、日本的军队组成的15万干涉军。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加紧装备邓尼金的军队。邓尼金本人被协约国捧为“最高副统帅”。这一行动表明协约国是怎样看中邓尼金军队的军事作用和他本人的作用。
红军到1919年春季也有很大的发展，人数达到了180万，其中40万装备不错的部队直接在前线作战。这些部队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获得了武装斗争经验。红军战士都懂得，他们是为什么样的理想而与干涉军和白匪军作战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为什么而战，敌人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1919年3月4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军近40万人，在2000公里的东方战线上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进攻。
与此同时，北高加索的邓尼金、波罗的海的万登尼奇以及英法美外国干涉军与之配合，从各战线发起联合进攻。
在东线，红军只有10万兵力，而且分布在广阔的战线上。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红军作战失利，被迫向伏尔加河退却。
4月初，高尔察克的部队逼近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
形势万分危急！
这时候，苏俄党和政府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最主要的敌人高尔察克。
红军总指挥部决定将东线的红军分为战略集团，即北部军队集群和南部军队集群。其中南部军队集群为主力，指挥员是著名的伏龙芝，下辖第1、第4和第5集团军。
伏龙芝上任伊始就提出，红军不能被动地一退再退，应当集中力量尽快夺回战略主动权，挫败敌人的锐气。
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伏龙芝果断地决定：以一部分兵力拖住正面的高尔察克主力，同时以主力全力打击高尔察克伸得过长的左翼。
在伏龙芝的指挥下，红军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走向了胜利之路。
2. 第一次交锋
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隶属于伏龙芝部队的南部军队集群。年轻的朱可夫也因而有幸在这位杰出的军事家的麾下冲锋陷阵。
1919年春，朱可夫所在骑兵团接到命令，要求该团立刻向东线推进。
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俄国这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国。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许多工厂还在沙皇时代就关了门。绝大多数的铁矿、煤炭、石油、棉花，大约3/4的生铁、钢、糖及大部分谷物，都正好出产在被干涉军和白匪占领的地区。只是由于党和人民做了最大的努力，才得以组织好红军的供应。在组织供应时，曾用最大努力始终机动使用这有限的物资技术资源，将它们运往决定着国家命运的地方。因为那时最为需要的东西，如金属、燃料、衣服、谷物，都极为缺乏。
从莫斯科开来的骑兵第4团的红军战士，一到叶尔绍夫车站，从车厢下来就拥向附近的集市。由于供应不足，战士们在莫斯科饿得够呛，他们买了大圆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不少人得了病。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那时，在莫斯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1/4俄磅质量低劣的面包，加上点马肉汤或鱼汤。
他们亲身体验到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城市劳动人民挨饿的情况，以及红军供应恶劣的情况，因此，他们对富农、反革命哥萨克和干涉军充满了阶级仇恨。这种情况更激发了红军战士对敌人的仇恨，使他们坚定地投入决定性的搏斗中。
东线在伏龙芝到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伏龙芝当时负责东线南部军队集群的指挥。伏龙芝正确地指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应当尽快从白匪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摧毁敌军的士气，在我方部队中确立对白匪的必胜信心。
伏龙芝具有统帅的卓越远见，他明白，即使在敌人获胜的情况下，如能给白匪造成某些挫折，并加以适当利用，这些挫折就可能成为高尔察克崩溃的开始。
伏龙芝认为，应当从正面拖住高尔察克的军队，同时用土耳其斯坦的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全部以及第4集团军的一部对高尔察克伸得过长的左翼实施迅速、坚决的突击，然后，进一步把这一反突击变成为我东线全线强大的反攻，以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伏龙芝估计到，高尔察克的左翼是弱点，高尔察克不可能迅速将主力调至左翼，因为其主力正在东线中部的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方向作战，企图前出至伏尔加。
伏龙芝的建议受到列宁的称赞。俄共（布）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
伏龙芝在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刻，不畏艰难，不怕承担责任。他在紧迫的期限里，对归他指挥的东线南部军队集群进行了妥善的变更部署、补充和准备。在当时，铁路线遭到全面破坏，似乎处于全部瘫痪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在东线胜利反攻的时候，乌拉尔斯克的情况却严重起来。哥萨克白匪正在围攻乌拉尔斯克城，并切断了它与南部军队集群的联系。被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未放弃乌拉尔斯克，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列宁密切注意着东线的每一情况，于6月16日打电报给伏龙芝：
“请向乌拉尔的同志们转致我对保卫被围的乌拉尔斯克50天的英雄们的崇文敬礼！请他们不要泄气，再坚持几个星期。保卫乌拉尔斯克的英雄事业一定胜利。”
伏龙芝立即下命令把夏伯阳的第25师调往被围的乌拉尔斯克地域。于是，由传奇英雄夏伯阳率领的这个光荣的师即出发去支援乌拉尔人。
朱可夫所在莫斯科骑兵第1师归伏龙芝指挥。他们向希波沃车站地域开进时，得知夏伯阳师已进抵乌拉尔斯克。这使战士们情绪高昂，大家深信，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将被打败。
朱可夫所在团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附近路上与敌人第一次交锋。敌人进行顽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白匪在数量上比他们多。朱可夫直到后来还深深记得离希波沃车站不远的这次激烈的战斗。
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他们冲来。当敌人已距离他们很近的时候，隐蔽在路堤后面的骑兵连携带一门大炮突然冲了出去。炮手们——这些英勇的小伙子，在疾驰中架好了炮并对白匪翼侧进行轰击。哥萨克白匪惊慌失措。炮手们准确的射击继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最后，白匪支持不住了，向后逃窜。对哥萨克的这一仗很成功，鼓舞了骑兵战士的士气。
就在这个时候，朱可夫他们听到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夏伯阳师一举打垮了白匪，进入了乌拉尔斯克城并与该城守军会合了。也就是在这次保卫乌拉尔斯克城的战斗中，朱可夫荣幸地见到了他所尊敬的方面军司令员伏龙芝将军。当时他是整个战役的总指挥。
伏龙芝和古比雪夫那天一起到夏伯阳的骑兵25师去，途经朱可夫所在团，主动与战士们攀谈起来。他关心战士们的情绪、给养、武器，亲切询问战士们的要求，了解战士家亲人是否来信，村里乡亲们怎么样。
伏龙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们的心。伏龙芝最后面对大家庄严地说：“嗯，现在我们的情况不错，已打垮了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很快我们就能打垮其余的反革命……到那个时候，我们将重建我们的祖国！”
他的话使战士们很受鼓舞，朱可夫直到晚年还常常回忆起这第一次的会见。
3. 难忘的日子
朱可夫早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愿望，1919年3月以前，他参加了党同情者小组的活动。在这期间他得到许多老党员的帮助，直到后来还使他感念不忘的是当时的团党组书记特罗菲莫夫和政委沃尔科夫，他们曾帮助他深入理解党纲党章 ，培养他入党。
骑兵连里党的同情者小组共五人。尽管人数不多，特罗菲莫夫和沃尔科夫一个星期到他们这里来不少于两次，和他们谈国内、国际形势、党在前线斗争的措施等。这些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很有趣，特别是当谈到布尔什维克与沙皇制度的斗争和在十月革命前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里激烈斗争的情景，都令他们十分兴奋。
1919年3月1日，是朱可夫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开始，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地成长，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朱可夫后来饱含深情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从那以来，许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个日子，却终生难忘。
是的，自那以后，朱可夫更加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的利益，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以更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身到同祖国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去，并且要使自己成为无条件服从人民利益的榜样。
不久，朱可夫所在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1919年8月，他们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他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
在这里他结识了和他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清晨，朱可夫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是师政委。虽然他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一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师政委没有注意朱可夫，他正满身大汗地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朱可夫不禁大声喊道：
“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一句话没有说，把马放慢步，向朱可夫走来。他跳下马来，向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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