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准备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庆贺生日的崇拜浪潮却以可怜的闹剧形式结束。柏林市政府想证明它正如庆祝气氛所要求的那样慷慨大方，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之际送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成极为难堪的局面。
艾尔莎气得直发火，可爱因斯坦不恼。好心人办错事，爱因斯坦总是宽容的。他对一再赔礼道歉的市政官员说：
“算了吧，礼物的事作罢算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别送了。你们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员说：“不送，左派就会攻击我们向右派屈膝。报纸上已经在说，是市政厅里的纳粹分子存心捣乱，把房产档案搅混，叫市长和教授先生当众出丑。”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问。
“我们已经查遍地产档案，市政厅手里没有滨河、滨湖的地产。想请教授先生自选一块地皮，由市政厅出钱买下来送给教授先生。”
“买地产给我？那不怕右派攻击你们向左派投降吗？”爱因斯坦笑着说。
“不怕。”市长说，“市议会开会，马上通过这个提案。”
“那我和艾尔莎商量一下。”
艾尔莎在柏林西南边的哈费尔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块地皮，并和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可就在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到处造谣中伤，导致议会未能通过决议。市政官员只好通知爱因斯坦，请他原谅，并请他等下一次议会开会再争取。
本来就不想接受这份礼物的爱因斯坦没想到礼物没有得到，反而遭到那些可恶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给柏林市长写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当局的行动是缓慢的。我感到，要适应您的办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谢绝您的馈赠。”
房子已经动工了，爱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钱购地建房。
湖光山色中的茅舍
几个月后，房子造好了。它的地基位置比较高，这座木结构的房子老远能看得见。它那种特别的结构和宽敞的程度远远胜过周围的村舍，它不如说是一座小小乡间庄园，甚至冬天都可以住人。他把它叫做“爱因斯坦茅舍”。爱因斯坦曾经考虑很久，是否该放弃他在柏林的住房而把家永久搬到卡普特来。然而，一些实际上的原因，使得他冬季住在柏林，夏天住在卡普特。
这里远离大路，人迹罕至，很少受到外界干扰。爱因斯坦拒绝为他的小屋装上电话，因而这里也更加宁静。每当他敞开衣怀，手握烟斗，站在二楼落地长窗前眺望时，山下村里错错落落的红屋顶和哈费尔湖上星星点点的白帆隐约可见。在阳光照耀下，湖水染成一片金色。爱因斯坦的视线落在水天相接的地方，那里是雾蒙蒙的一片。于是，他的思想飞腾了，自由自在，无边无际。
有时，一条羊肠小道把爱因斯坦带到哈费尔湖畔，他则驾起50寿辰时朋友们合起来送给他的小帆船，让小船在水面上轻轻地飘荡。于是喧嚣的人世渐渐地远去，宁静在心头渐渐滋生……
他的科学思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并且这种思维总是表现出一种幻想的性质。爱因斯坦常常一边掌着舵，一边向他的朋友们诉说那梦幻般的思绪。在夏天的气氛里，抽象思维的过程和这位科学家的深邃的感情游动的过程便如此相互渗透了，以致使人们很难体会到他那种自由的存在和专心致志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是如何得到统一的。
他是这个村子里很受人欢迎的人。村里的人很快熟悉了他那富有表情的脸和长长的灰发。当爱因斯坦从村里或树林里走过的时候，老乡们特别是孩子们便一个一个地向这位穿着朴素的白亚麻衫的新邻居打招呼。他们为他能住在这里而感到荣幸，他们默默地表示了对这位一代伟人的崇敬。
迟来的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去日本途经中国上海的时候，瑞典驻上海领事给他带来了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爱因斯坦一点也不觉得突然，相反，他倒觉得十分有趣。
在这以前几年，早有传闻要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直到1922年11月才正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物理学奖金，同时，还决定把1922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
1905年的3篇论文，每一篇都应该得一份诺贝尔奖金，还有e＝mc2，也应该得诺贝尔奖金，更不用说广义相对论了。可是，他的科学思想太革命了，受到保守的物理学家的反对。像勒纳德、斯塔克这样的人，甚至口出恶语：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颁发诺贝尔奖金，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金。现在，评委会找到了一种聪明无比的措词：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是因为：
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和物理学方面的其他研究。
这样，对于支持爱因斯坦的人来说，由于一项较小的贡献而得奖，这更说明爱因斯坦的伟大。对于反对爱因斯坦的人来说，也可以自我安慰一番，说相对论是不配得诺贝尔奖的。真是聪明无比！
“哈！哈！哈！”爱因斯坦笑出了声。
直到1923年7月11日，爱因斯坦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地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留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他的前妻米列娃。
谢绝当总统
1952年，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了。一天晚上，电话铃骤然响起，又是一位记者打来的。
“听说要请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你会接受吗？”
“不会。我当不了总统。”爱因斯坦说。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由你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
“不，我干不了。”爱因斯坦说。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秘书杜卡斯去接的。
“天哪，是华盛顿打来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讲话。”她把话筒递给爱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他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之命来向爱因斯坦探询的。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你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现在，梅塞街已经很不安宁了。”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胜任的。”
“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这一番好意感动了。“我怎么办呢？我会使他们失望的。”
当然，提名当总统，拒绝当总统，这样重大的事情，哪能随便在电话上决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进梅塞街112号的绿色大门。他带来了以色列总理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爱因斯坦也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
对于荣誉和颂扬这种腐蚀灵魂的烈酒，爱因斯坦自有回避的妙法，那就是工作。
3.幽默的哲人
“爱因斯坦教授”
1908年10月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之前两年，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每天早晨九点钟准时到达专利局上班，下班后，生炉子，带孩子，做些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琐事。
在大学里的那些人，手里拿着那一卷《物理学纪事》，打听这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何许人物。他们听说他在伯尔尼，就断定他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有听懂，却知道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办公室？”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建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下，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维恩教授的学生劳布也来到了伯尔尼。他的学位论文里用到相对论。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叫他去找相对论的著者请教。碰巧爱因斯坦一个人在家，正跪在地上生炉子。见到来客，爱因斯坦扔下捅火棒，伸出了两只乌黑的手。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爱因斯坦也没有察觉，两只乌黑的手和两只雪白的手握在了一起。
爱因斯坦用手背擦了一下被煤炭染黑了的额头，笑着说：“你看，我和别人谈辐射，可这倒霉的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编外讲师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要成为大学的教授，先要当一段没有薪水的讲师。爱因斯坦听从克莱纳的建议，向大学当局提出申请，并且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单行本送到物理系。不久，就来了答复：“论文无法理解”，“系里不要人。”
第二年，克莱纳再次写信给爱因斯坦，教不通世故的爱因斯坦如何行事。同时，也有更多的权威人物为他鸣不平了。普朗克，权威的《物理学纪事》的编辑委员，给他写了推荐信。暑期，拉登堡来到伯尔尼和爱因斯坦讨论问题。他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理事。在访问伯尔尼大学时，他向校方直言不讳地说：
“瑞士教授联合会中竟然没有爱因斯坦，这使我惊奇。”
终于，1908年10月23日，一份印有伯尔尼州徽的公文送到了专利局，通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从本学期起，聘请他担任兼职“编外讲师”。也就是说，他有权在州立伯尔尼大学里选讲自己的课程。至于报酬，则由听课的学生直接付给讲师。
可惜，爱因斯坦所讲的课程“辐射的基本理论”，讨论的是物理学上阴云未散的问题，引不起首都大学生的兴趣。很少有人愿意把钱装到这位新来的讲师先生的口袋里。
这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起勇气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5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人。
上课的人数，看门的人还说多了，其实只有4个人：讲师先生，2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指手画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就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莱纳摆摆手，说：
“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难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因为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不知情的荣誉博士
明可夫斯基的报告“空间和时间”像一面巨大的透镜，把学术界的视线聚到了爱因斯坦身上。
1909年7月的一天，身在伯尔尼专利局的爱因斯坦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大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精美华丽的纸片，纸片上用花体字印了一些在爱因斯坦看来是毫无趣味，且与他无关的东西，那花体法文甚至被他误作拉丁文，因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
其实，那纸片正是一张请帖。日内瓦大学邀请爱因斯坦去参加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350周年的庆典，同时，那上面还宣布爱因斯坦已被日内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校方等了很久，没有爱因斯坦的回音，只得请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学生卢西恩·查文从中游说。当时，卢西恩也住在伯尔尼，他便劝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大学，说这是怎么也推辞不掉的，但他并没有说一定得去的理由。
这样，爱因斯坦在指定的日期来到了日内瓦。同时，在他下榻的那家旅馆的餐厅里遇见了几位苏黎世的教授。他们各自说了自己是以什么资格来参加庆典的。
爱因斯坦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见此情景，教授们就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得不窘迫地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以什么资格来的。可是，教授们是清楚的，并告诉了爱因斯坦的内情。
第二天，人们把爱因斯坦和一批学者拉在一起，坐在引人注目的中心位子。但爱因斯坦随身只带了一顶草帽，穿着一身便服，他觉得自己的这身打份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长袍以及世界各地200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混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一定要坐在一边，可是主持庆典的人是不会听从爱因斯坦的主张的，否则隆重的庆典就要黯然失色了。
庆典活动结束后，爱因斯坦参加了毕生中所经历的最豪华的宴会。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
“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并反问爱因斯坦意下如何。
爱因斯坦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死。”
巴西海军上将
1911年初，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布拉格发来了聘书，请他去当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正教授。他接受了。那里的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可以免去一家生计的操劳。更重要的是马赫是那里的第一任校长，开普勒曾经在布拉格附近工作过，这一些都给布拉格增添了一层诱人的浪漫色彩。
他来到布拉格，住的是以前大学学监的房子。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点的是油灯，在苏黎世改点煤油灯，现在用上了电灯。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爱因斯坦在社会阶梯上的上升。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依旧我行我素。看他那一头蓬松的黑发和那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梦游人一样的神情，马马虎虎的装束，哪里像个德国的教授呢？倒像从意大利来的流浪艺人。人家嘲笑他的衣装，他自己也嘲笑自己的衣装。
为了参加对皇上效忠的宣誓仪式，每一位皇家大学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别的服装：一套绣金的绿色礼服，一顶三角帽和一把佩剑。小汉斯看到这身衣服可乐坏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这身威风凛凛的衣服，带他上街出出风头。
爱因斯坦拍拍儿子的头说：“孩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这身衣服，真怕有人会把我当成巴西来的海军上将呢！”
相对论是……
1921年春，爱因斯坦为帮助魏茨曼，第一次踏上了美国这片自由的新大陆。
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纽约时，乘坐一辆汽车，热情的美国人挤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前面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这位是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同时飞机嗡嗡地在天上飞着，沿途洒下鲜花和五颜六色的传单。这种壮观的场面实在有些可怕，艾尔莎也被搞得不知所措。艾尔莎把献给她的巨大花束紧紧地贴在心上，怯怯地问爱因斯坦：“阿尔伯特，你对这一切怎样想？”
“这简直是巴纳姆的马戏场。”说着，他自己也笑起来了。
看了一眼聚集在路上的观众，他又冒出一句话：“无论怎么说，肯定观赏一只大象或一只长颈鹿要比看一个上了年纪的科学家有趣得多。”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美国各大报纸的采访人员，手里拿着速记本，把爱因斯坦围了个水泄不通。第一个问题是：
“能不能请你用几句话解释一下相对论？”
这个问题是爱因斯坦的老相识了，他走到哪里都会碰到。有时，他说几句笑话，把话题岔开；有时，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能用几句话解释一门科学。”可是，不管怎样回避，这个老问题总会找上头来。今天，这又是热情的美国人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爱因斯坦微笑着回答说：
“从前大家相信，要是宇宙中心一切物质都消失了，那就只留下时间和空间。但是，根据相对论，物质消失了，时间和空间也就一起消失。”
这个绝妙的回答引得哄堂大笑。在一片赞扬声中，爱因斯坦解释说，这不过是说笑话，请诸位不要当真。不过实际上，爱因斯坦正是用这两句话道破了相对论最本质的东西——时间和空间与物质是不可分离的。
第二个问题是：“听说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是不是真的这样？”
“不会的！”爱因斯坦回答说：“每一个学物理的人都能懂相对论。”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爱因斯坦把两手往条子裤上一拍，站起来笑着说：
“行了，先生们，我的考试该算通过了吧！”
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轮到了艾尔莎。
“爱因斯坦夫人，你懂不懂相对论？”
“唷！”艾尔莎笑着说：“我可不懂。他倒给我讲过几次，我怎么也弄不懂。我的数学知识只够记账。”
这句话把记者们逗乐了。艾尔莎又说：
“没有相对论，我也挺快乐。”……
新大陆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甚至刮到了国会山上，连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也都放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了。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渐高”，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
爱因斯坦对于要求用一两句话说明相对论的人，真有点随缘说法的味道。晚年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时，据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地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的姑娘旁边，坐了2个小时，觉得只过了1分钟；如果你挨着一个火炉，只坐了1分钟，却觉得过了2个小时。这就叫相对论。”类似的解释还有很多、很多。
皇后可疑的客人
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独特的个性则更使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传奇色彩。
为了保护爱因斯坦，使他避免旅途中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艾尔莎总是给丈夫订好每次旅行的头等车厢往返车票，必要时还会替他订好卧铺。她知道，如果她不这样做，给他的钱就会被用来帮助某个穷苦落魄的人。
有一天，爱因斯坦在伦敦，突然决定去布鲁塞尔。他手头有很大一笔钱。可惜，用他的话来说，他大概遇到了很多“需要它”的人，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里的钱除了能买一张三等车厢的车票外，只剩几法郎了。他在布鲁塞尔的街上徘徊了一段时间，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拿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都没有。
他找到一个店主问：“你有电话吗？”
“电话在酒吧间。”
“你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
“王室住所？”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里先来的顾客相互交换着吃惊的眼神儿。
通过电话间大开着的门，他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毛发粗壮的外地人在找陛下——他们的王后。他是个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大可能是个疯子，也不排除是危险分子的可能。爱因斯坦走出了电话间，看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新闻已传遍整个地区。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车。
“我肯定看上去太可疑了”——爱因斯坦笑着摇着头，回忆了这段荒诞的经历。他大概在暗中得意，总算有一次没人认出他来。
爱因斯坦这种对名誉、地位、金钱从根本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很难使一般人相信，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某些说法似乎是被人为的夸大的。但，这却是爱因斯坦的个性。
出名的缘由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
“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
爱因斯坦笑了。他拿过孩子正在玩的大皮球，半严肃半玩笑地对儿子解释说：
“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爱德华听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其中的含义，只有物理学家中的精英们才体会得到。照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断不会出现广义相对论。
心不在焉的教授
爱因斯坦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宴会最让他为之头痛。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大方得体。从政治学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答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好在名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宠幸，由此人们亲昵的称他“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有人指出爱因斯坦曾在鞋店的发票后面写好答辞，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读。还有一则故事发生在柏林：一次他在朋友家里吃饭，边吃边和主人讨论问题。忽然间来了灵感，他抄起钢笔，在口袋里找纸，一时找不着，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开了公式。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本来按照礼仪，新院士应一一拜访老院士，爱因斯坦一直也没有完成这项他永远不会的活动。这下可好，礼仪拜访与感兴趣的话题正好结合起来。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
由于没有预约，主人恰巧不在家。女佣人问他要不要留话。他说不必了，过一会儿再来。独自一人在公园呆了几个钟头后，爱因斯坦再次敲响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的门。
女佣人发窘地告诉爱因斯坦，说主人吃完午饭正在午睡。爱因斯坦一点也不火，他平静地说：
“没关系，我过一会儿再来。”
下午四点钟，爱因斯坦收起手上的计算纸和笔，又去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
女佣人打开门，说：“主人起床了。”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女佣人说：
“耐心和恒心是会得到酬报的。”
老院士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兴。不料刚一落座，客人马上谈起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空间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绝。可惜，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数学一窍不通，客人满口的数学术语，使他堕入了云雾之中。等到爱因斯坦发现主人的困窘，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几分钟，拜访的时间早该结束了。爱因斯坦尴尬地起身告辞，连连道歉。
1933年，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不久，心不在焉的博士忘了回家的住所。一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秘书拿起听筒，听到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
“我能不能和院长讲话呀？”
“很抱歉，院长出去了。”秘书回答说。
“那么，也许，嗯……你能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住在什么地方吧！”
当时有规定，绝对不准干扰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连罗斯福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去作客，都要事先征得院长同意。因此，秘书很客气地拒绝回答爱因斯坦住在什么地方。这时，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变低了，低得几乎听不见。
“请你别对人讲，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要回家去，可是，忘了家在哪里了”。
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坦。以至英费尔德回忆说，在和爱因斯坦一起散步的时候，他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大街而专拣行人寥落的小街。
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散步的爱因斯坦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机的妇女。由于激动，她的脸都红了：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她请求道。
“请吧。”
他安详地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
过了几分钟，他就忘记了照相这件事。
有一次，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道，走进普林斯顿的一家影院看电影《埃米尔·左拉的一生》。他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15分钟才开映。爱因斯坦建议走一走。出来时，英费尔德对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
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了。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爱因斯坦天真地问。
检票员被逗乐了，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
看电影的时候，英费尔德想，即使他自己不会看到，那么未来的人们也许总有一天会看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生》的，而关于他的电影像这件事一样，都是历史上的真事。
不修边幅的先知
1932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了那里的世界裁军会议，记者贝尔科维奇发表在美国《评论画报》杂志上的通讯稿，对他出现的场面作了详尽的描述：
会议代表得知爱因斯坦莅临时，许多代表和差不多全部记者都跑下和平宫的台阶去欢迎他。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
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有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
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超人般先知的魅力。
从现存许多照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独特的先知魅力。对于爱因斯坦的外貌、他的习惯和工作方式的回忆，也足以使我们勾勒他的特性。爱因斯坦在自己阁楼式的工作间里写作、阅读，而更多的时候在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缕白发绕在手指上。爱因斯坦还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他的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身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的旧礼物。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了。爱因斯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爱因斯坦在柏林哈伯兰德大街五号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艾尔莎安排得井然有序。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明窗净几，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在这个体面的、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客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客人都是熟朋友。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随随便便的衣着，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些不协调。如熟知爱因斯坦生活的物理学家英费尔德解释说，长发使他免去了经常找理发师的必要性。不穿袜子可以将就175文些，一件皮夹克可以在多年内解决上衣问题，裤子上没有吊带确实就像没有衬衫和睡衣一样可以过得去。鞋子、裤子、衬衣、外衣，少了这些是不行的，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了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同时，从心里对他充满了热爱。大学生编了一支歌，在马路上传唱：
谁数学最棒？
谁爱上微积分？
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
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
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
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
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
4.纯朴而善良的心
与平凡人交心
爱因斯坦出名以后，关心他的人多了起来，同时也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此，爱因斯坦并没有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相反，他总是有问必答的。
爱因斯坦在柏林时，收到了维也纳一位妇女的来信，她希望知道爱因斯坦是否就灵魂存在与否以及人死后的个人发展情况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爱因斯坦还收到过其它许多与此大同小异的问题。1921年2月5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下面摘录此信的片断：
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主义一向表现在所谓的通神学和唯灵论的猖獗之中，而在我看来，这种倾向只不过是一种软弱和混乱的症状而已。
我们的内心体验是各种感觉印象的再造和综合，因此，脱离而单独存在的灵魂这种概念，在我看来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
在爱因斯坦档案文件中，有一封拉多州银行家1927年8月5日写给当时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的信。这封信的开头写道：“几个月以前，我曾写信告诉你……”，爱因斯坦当时可能没有回信。这位银行家指出，许多科学家和与他们相似的人已不再把上帝看成是一群天使簇拥着的长着大胡子的慈父般的形象，虽然许多虔诚的人崇拜并尊敬这样一位上帝。一次在一个文艺小组的讨论中，他们谈到了上帝的问题，有些会员决定请一些著名人士提出一些可以公开发表的意见，并说已有2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寄来了回信，他希望爱因斯坦也能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爱因斯坦在来信上用德文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否把它邮寄出去了。
我想象不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他会直接影响每个人的行动；也想象不出上帝会亲自审判那些由他自己创造的人。我想象不出这种上帝，尽管现代科学对机械因果关系提出了一定的怀疑。
一个印度人从新德里给爱因斯坦写来一封絮絮叨叨的长信，向爱因斯坦求援。说他是一位32岁的单身汉，他希望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研究物理学和数学，虽然他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低劣。他一贫如洗，即使这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在他年轻时，生活拮据，使他无法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他一向对这些学科十分爱好。迫于家境，他不得不以求职谋生，而这与他的内心是格格不入的。好在一年多以前由于一次小口角他被解雇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去从事自己真正的使命了。但可悲的是他连维持温饱的收入都没有。他下定决心，不管能否得到帮助，都将继续努力，死而后已。他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帮他一点忙。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这封回信不仅写得彬彬有礼，而且饶有趣味：
来信收悉。你继续研究物理的炽热愿望使我深为感动。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同胞们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我们应该诚实地回报他们的劳动。我们不仅应该从事一些有使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且还应该从事公众认为能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不然的话，不管一个人的要求多么微不足道，他也只能是一个寄生虫。贵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加倍努力工作，因为大家都在为改善经济而努力。
1951年3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大学生写信给住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询问他是否记得出席过那里一座小天文台的落成仪式。她接着就向爱因斯坦求教。长期以来，她一直对天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渴望成为一名职业天文学家。但她的两位老师说，天文学家已过剩，并且她在这一领域也不足以有所成就。她承认自己的数学并不出色，她问爱因斯坦，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学习天文学，还是应该另选她能够从事的学科。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美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一位英国人在给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的信中向他询问一个原先由爱迪生提出的问题：当你躺在床上行将去世的时候，如果你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你依据什么来判断自己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爱因斯坦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无论在我弥留之际还是在这以前，我都不会问这种问题。大自然并不是什么工程
师或承包商，而我自己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1931年2月25日，有人给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写来一封信，极其悲观，哀叹他对当代技术奇迹感到幻灭，声称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并对人类是否应该继续繁衍深表怀疑。爱因斯坦后来曾明确回信：不赞成这种观点，并且认为人类的生活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希望变得更有意义。而且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都已具备。
青年的知音
爱因斯坦鉴于自身年轻时的遭遇，所以对青年充满希望，尤其是那些家境不妙的同学，他总是写信鼓励他们坚持学习，不懈努力，对有困难的学生，爱因斯坦四处奔波，为他们解决困难。
爱因斯坦移居普林斯顿后不久，一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杂志《丁克》就向爱因斯坦约稿，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我很高兴能同你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一位老同学能对你们说上几句话，那他要说的就是：千万别把学习视为义务，而应该把学习视为一种值得羡慕的机会，它能使你们了解精神领域中美的解放力量，它不但能使你们自己欢乐无比，而且还能使你们将来为之工作的社会受益匪浅。”
1920年，英费尔德第一次见到了他神往已久的伟人爱因斯坦。当时，他在雅盖隆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他出生在波兰，同时又是犹太人。这在当时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中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是常有的事。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他鼓足勇气，颤抖着手，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怯生生地问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家吗？”“在家。”接电话的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说。“我是从波兰来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我想见见爱因斯坦教授。教授见我一下行吗？”“那当然喽。你最好现在就来。”这个学生放下电话，那激动的心情是永生难忘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对那次会面作了细腻的描述：
我在哈柏兰德大街五号爱因斯坦的公寓门上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因为即将会见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心里喜出望外。爱因斯坦夫人把我领到一间摆满了沉重的木器家具的等候室里。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终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他和中国人道了别，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粒重要的扣子。就是那张脸，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看过许多次，但没有一张照片能再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我把事先细细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来到柏林以后，第一次有人向我亲切地微笑。我结结巴巴地谈了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介绍信给普鲁士邦教育部，可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写过的介绍信太多了。”接着他以自信的口吻低声说：“他们是反犹主义者。”
“那么，该怎么办呢？”
他在房间里踱过去，又踱回来，想了一阵。
“你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些。我来给普朗克教授写几句。他的推荐比我有力。对，这样办最好。”
他开始寻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写了几行字。他甚至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有没有了解，就已经写好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我是纳坦松教授的学生，而纳坦松教授，爱因斯坦是认识的，而且很器重的。
随后，他们谈了许多问题，爱因斯坦谈得很兴奋，而这个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对青年寄予厚望与热爱，是伟人爱因斯坦纯朴而善良胸怀使之然的。1922年3月15日，爱因斯坦在给他一样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朋友保尔·埃伦弗斯特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在大自然面前——以及学生面前，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显得多么寒伧！”
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国际的，与政治没有关系。然而，当看到现实脱离了他的梦想时，他吃了一惊——简直与他预期的形式无任何相似之处。从他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受到歧视。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的咒骂：
“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十分不幸的。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
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同化派和复国派内又有许多小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胜利了。
当时，犹太复国运动在柏林和伦敦的官场里有坚强的后盾。复国运动的领袖都是精明的人。他们把态度不明朗的有威望的犹太人列出名单，一个个登门拜访，进行说服、争取和拉拢。1919年2月的一天，一位说客来到哈柏兰德大街5号。来客先说了一通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如何受歧视、受迫害。爱因斯坦天真地问：
“可是这和犹太复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犹太人，”来客振振有词地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我们漂泊异乡，无家可归。我们的兄弟遍布欧美各国。但是如果有一天，欧洲、美洲的各国政府都排犹起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国家，就能够恢复民族的传统和尊严。在他们排斥我们的时候，好有退路。我们要给犹太人民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
给遭受歧视的同胞带来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个思想打动了爱因斯坦的心。他的谈话活跃起来了。说客看出，爱因斯坦坚定地站在受苦人一边；同时，也看出他对于政治上的权术和计谋是一窍不通的。
经过几次谈话争取之后，爱因斯坦表态了。
“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去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得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他们知道，爱因斯坦并不是要不择手段地去建立犹太国家。他是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事业。对于别的被压迫民族，他也是同情支持的。因此，这些领袖懂得怎样因人制宜。爱因斯坦愿意做的事，尽力争取。他不愿意的事，则不必强求。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得以实现，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正如他给索洛文的信中所述：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完成了任务。他头一次看到犹太群众。他自己也很满意，宣称这次为旅行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1924年，爱因斯坦成了“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重要形式。
从此，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则是他善良正直心灵一直牵挂的主要问题。
1930年10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爱因斯坦在此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痛苦、现实与理想作了广泛的论述，这也是爱因斯坦犹太民族感情的一次充分展露。
“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纯朴而善良的心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12岁的女孩子，每天放学后，总是跑到爱因斯坦家里去玩。妈妈发现后，把孩子骂了一顿，同时赶来向爱因斯坦道歉，说女孩子不懂事，浪费了教授许多宝贵时间。爱因斯坦说：“噢，不用道歉。她带甜饼给我吃，我帮她做算术题。不过，我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恐怕比她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要求帮忙。爱因斯坦给他也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一共给四个逃难来的犹太人写了四封推荐信，去争夺同一个职位。后来，爱因斯坦给人们写的亲笔介绍信太多了，那些犹太难民跑到英国、美国的大学里，沾沾自喜地拿出介绍信，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校长秘书就会给他当头泼一盆冷水说：“行了，行了，收起你的介绍信吧。每人都有这样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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