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比尔·盖茨在该通讯上又写了一封公开信，继续对盗版行为进行谴责。他说：“目前困境的产生，恐怕是由于许多人都不理解这一道理，即开发软件必须在时间上作出巨大投资；如果开发者得不到这一投资的合理报酬，那么，就没有人或公司愿意再去开发更多的软件了。”
他还说，当然，也有一些保护软件的办法，例如把程序永久储存在只读存储器里，但那样的结果是如果程序中发现了错误，使用者就没有机会对它进行改正，最终仍是对使用者不利。比尔·盖茨在这封信里提出了软件同音乐文学作品一样，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并不是谁都可以免费随便使用的。
比尔·盖茨后来指出：“但是，我的观点并没有说服许多爱好者给我们付软件费，他们似乎喜欢使用人家的软件并互相 ‘借用’。幸运的 是今天大多数用户都明白，软件要受到版权法保护。软件盗用问题仍然是贸易关系中的重大议题，因为某些国家还没有或者不想实施版权法。”
8. 这场官司完全可以打赢
这个时期，比尔·盖茨的心思开始用在如何使已经成立的微软公司迅速起飞的问题上。显然，如果他的公司能够为国内几家微型计算机公司提供basic软件，情况就会有很大变化。他于是四处奔走，到各计算机公司去宣传他的basic，希望这些公司在出售他们的计算机时，能够配上微软公司的ba-sic语言软件。比尔·盖茨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的杰出知识和非凡的作为，以及他强大的说服力，给公司的经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就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ncr公司、花旗银行等大型企业的定单。
微软公司的业务兴旺起来，比尔·盖茨马上感到自己无法应付这么多工作，便开始招兵买马。1976年4月，他首先雇佣了湖滨中学的同班同学马克·麦克唐纳。5月，他又让也是湖滨中学同班同学的理查德·韦兰德来公司工作。马克很快改进了basic8080语言，理查德则为摩托罗拉公司的6800处理器编写basic语言和cobol语言。8月，比尔·盖茨又聘请了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阿伯特·朱和史蒂夫·伍德。这两个人是看到张贴在大学里的招聘广告以后前来应聘的。
家大业大了，微软公司就在阿尔伯克基市区里租下4个房间作为办公室。他们将几台终端机同该市公立学校的pdp—10型计算机联网，再添置一些必要的家具，微软公司就正式开业。比尔·盖茨主管公司的行政事务。他要签发支票、填写税务表、处理广告业务、推销产品，史蒂夫和理查德继续作技术工作。到了年底，保罗·艾伦辞去了他在罗伯茨那里的工作，到微软公司来同比尔·盖茨一起经营微软公司，他们的业务逐日兴旺。
他们4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每天在一起紧张工作，为阿尔塔计算机编制各种驱动程序，让它与打字机，纸带阅读机联机。这些年轻人自有一套生活习惯和作风，他们工作室里不断传出吵人的摇滚乐声，叫罗伯茨难以忍受又大惑不解。他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能在如此吵闹的环境中动脑筋。罗伯茨以独断专行著称，但比尔这个年龄比他小13岁的后生竟然在同他争论的时候毫不相让，常常令他下不了台。比尔·盖茨发现罗伯茨的公司没有前途，因为它“是在一条奇怪的轨道上运行，所有人的市场感觉都贫乏不堪。……在这家公司里，除了罗伯茨本人，其他人都噤若寒蝉，这真令人不解。”
1976年底，保罗·艾伦一心经营微软公司的业务，他在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的软件部主任一职被马克·张伯伦取代。罗伯茨还任命了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埃迪·柯里为执行副总裁。张伯伦一上任就发现其他几个部的主任都同罗伯茨颇多分歧，罗伯茨试图牢牢控制这家公司，不喜欢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缺乏市场眼光，不仅未能使自己的产品形成系列，更没有向用户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注定了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的生存之路已经走到尽头。1977年5月22日，他只好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一家生产磁盘和磁带机的佩特克公司。佩特克公司同意罗伯茨在该公司保留个人股票和开发实验室。
此时，微软公司也正在同一些企业谈判转让basic的专利权问题。
微软公司认为这个专利权是属于自己的，佩特克公司没有任何道理据为己有。而佩特克公司却认为它已经买下了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当然也就拥有了basic的专利权，微软公司将其转让纯属侵权行为。问题自然回到了罗伯茨那里。根据微软公司和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签订的合同，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并不拥有basic的独家使用权，更没有这种语言的转让权。但是罗伯茨却声言他已经根据合同付给了微软公司20万美元的授权费，basic语言是完全属于他的。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迫不得已，只好扬言若事情不能得到合理解决，便要诉诸法律。佩特克公司的经理们见提出要打官司的是两个20出头的毛小子，不禁哑然失笑，相信他们涉世不深，岂能同久经沙场，有强大律师阵容作为后盾的大公司一较高低？如果真打起官司来，佩特克公司当然稳操胜算。
微软公司不甘示弱，毅然起诉。
但是比尔·盖茨他们却没有料到这样作也使自己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法院通知他们，在结案之前，微软公司不得动用销售basic8080软件的全部所得，而这却是微软公司的主要经费来源。微软公司只好依靠出售他们开发的另一些软件如basic6502和fortran的收入苦苦撑持。
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其他一些公司开发的basic语言软件，这无疑使他们感觉到，微软公司不仅在basic语言开发方面面临落伍危险，而且他们的经济利益最终也会受到威胁。
但是，为了维护公司的权益，比尔·盖茨仍然全力以赴地准备打这场官司。他在哈佛所学的法律知识这时大大助了他一臂之力。不仅如此，他还去向父亲讨教。父亲仔细分析了案子之后告诉他，这场官司完全可以打赢。他还为儿子介绍了阿尔伯克基一位资深律师来承办此案。
经过忐忑不安的6个月之后，即1977年12月，法院指派的仲裁员终于宣布佩特克公司和艾德·罗伯茨违背协议，罗伯茨将basic语言软件的专利权卖给佩特克公司纯属“商业剽窃”行为，判定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只有权使用basic软件，微软公司则享有该软件的销售权。
至此，比尔·盖茨知道他同罗伯茨的关系也正式宣告结束了。他的微软公司也再没有留在阿尔伯克基的任何必要了。但在考虑搬迁之前，他还得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
财政上的紧张状态也告结束，1977年后，微软公司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比尔·盖茨对法律的作用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在他今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曾在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和佩特克公司工作的一些人如张伯伦、安德烈亚、刘易斯、马克等，都纷纷离开这两家公司，先后投奔了微软公司。他们后来都成了微软公司的领导和骨干。应当承认，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里的那一段经历，对于他们后来的发展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的。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奠定了他们作为软件设计专家的地位，而且，他们首次亲自参与了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到推销的全过程，这使他们对市场规律有了切身的了解。他们还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彼此了解、精诚相见的计算机精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共同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使微软公司的发展得到了多方面的保障。
9. 那小孩就是董事长本人
1977年初，微软公司的业务迅速扩大，租赁的4个房间已经无法容纳这个小小的公司。他们决定搬家，选阿尔伯克基市双圆中央大楼8楼一套房间为公司新址。
这时，比尔·盖茨在哈佛办理了正式退学手续。他已经再也无法顾及两头，一边主持公司的工作，一边还得不时回大学念书。他愈来愈有一种迫切感或者说一种警觉：在校园里多呆一天，就会多一份悔恨；在校园里多呆一天，就会少一个机会。就是在学校里，他也无时无刻不在做办公司的知识上的准备。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营销管理方面的书籍，研究商法，因此，在公司初创的时候，技术负责人、销售员、律师、谈判代表等一切工作，实际上都是他一个人包干。
他彻底告别了哈佛学府，在阿尔伯克基安下心来。
他们当时一共是6个人，面临的任务是进一步改进basic语言，使之能适应计算机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各种机型。
小伙子们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公司里总是笼罩着一片繁忙景象，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有些混乱。这时，他们不得不雇请一名女秘书来管理杂务。
在米丽亚姆·卢宝前来公司面试之前，曾有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在这里干了两个月，最后扔下一句“这里太无聊”便扬长而去。卢宝当时已经42岁，有4个孩子。她不甘于呆在家里过单调寂寞的日子，想摆脱家庭妇女的无聊生活，出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尔·盖茨不在公司，由史蒂夫·伍德来对卢宝作面试。他自称总经理，说这里需要的是一位能干各种杂活的人。工资当然可观。
卢宝不知道人家会不会聘用像她这个年纪的女秘书。在一般人心目中，女秘书总是和年轻漂亮的小姐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面试之后一个星期，她被告知已经录取。
她很快就去公司上班，发现公司里只有几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几间房里全是计算机，人们干的活儿就是从早到晚在键盘上敲个不停。给她分配的任务是每天到市公立学校计算机中心去取回一大叠“报表”。卢宝在公司里干了好几天活，对什么是计算机软件仍然没有什么概念。她认为那些印着许多记号的“报表纸”，一定就是小伙子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所谓软件了，而那些“报表纸”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卢宝被告知，未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有计算机的房间。她严格执行着这个命令。但是有一天，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公司的办公室。她立刻去报告伍德，说有一个小孩闯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但是伍德却告诉她，一点没事，那小孩就是公司董事长本人。
卢宝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忍不住问伍德：“对不起，史蒂夫，董事长多大了？”
伍德回答说：“21岁。”
卢宝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微软公司呆的时间长了，卢宝对公司的情况渐渐有了了解。她知道这个公司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那些“报表”，并不就是最后出售的所谓软件，而只是用来作磁盘的；磁盘才是公司生产的最后产品，公司的所有收益都来自这些磁盘。当然，磁盘上存储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她渐渐希望知道更多有关公司的情况，常常对比尔·盖茨提出一些问题。比尔·盖茨总是用她能够懂得的语言耐心地向她解释。
她还发现比尔·盖茨虽然如此年轻，却非同凡响，具有一个杰出人物必备的优秀素质。他记忆力惊人，卢宝问他任何电话号码，他都能够立刻说出。他读书极快，对法律的了解十分深透，这当然与他在哈佛的学习和他父亲的影响有关。一些律师把经过仔细推敲的合同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往往大加修改乃至重写。在同客户谈判时，他的气度与老于此道者毫无二致。他开起车来速度也太快，这一点，卢宝是在不止一次看到寄给他的罚款通知单后猜到的。卢宝还有一个最深的感受，那就是比尔·盖茨没有休息的概念，每周从星期一工作到星期日。他经常接连好几天呆在办公室里不出门，夜里就在地板上睡一会儿。比尔·盖茨对吃饭也似乎没有概念，工作或会客时，他都常常忘了吃饭；这时，卢宝便主动提醒他，或在中午时给他买一个汉堡包。
但是，不久以后卢宝就发现，美国不少赫赫有名的公司的老板，一个接一个衣冠楚楚地来这家小公司，会见这个衣着随便的小伙子。他们来之前总要通过电话问卢宝，到了机场如何知道前来迎接的人中谁是比尔·盖茨，卢宝便千篇一律地回答说：“简单极了，如果你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金发孩子，模样只有16岁左右，各方面都有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比尔·盖茨乘飞机外出时也有点特别，总是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赶到机场，决不提前太多。于是就常常在途中闯红灯，或差点上不了登机扶梯。卢宝为了避免差错，就在通知比尔·盖茨飞机的起飞时间时，往往将它提前15分钟，让比尔·盖茨早些赶往机场。比尔·盖茨这么作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可以节省时间，好在终端机前多干一会儿；另一个原因则是心理方面的。他曾说：“我喜欢在事情面临紧要关头时那种全力以赴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往会有高水平的表现。”
卢宝成了微软公司的总管家。她发工资、记账、接定货单、采购、打字、照顾公司职员的生活，让他们工作的环境尽可能舒适方便一些。
她按比尔·盖茨的嘱咐去商店定货，让他们每星期给微软公司送两次可口可乐。后来，微软公司又免费给职员提供了牛奶和果汁。
有一次，马克上班时发现他前一天编制的一叠程序纸不见了，很不高兴地问卢宝是不是把它给扔了。卢宝说绝无此事，因为她从来不会扔掉办公室里的任何纸张，她知道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但是马克坚称他昨天晚上在计算机下放了一厚叠报表纸。卢宝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这可能是清洁工打扫屋子时，把地板上的东西都当垃圾清扫了。这使马克几个小时的工作付诸东流。于是又为清洁工作了新的规定：屋子里的东西，除废纸篓里的外，一律不得清扫。但是如此一来，可口可乐空瓶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地板上，清洁工也不敢清扫。卢宝又只好向清洁工解释垃圾在这里的概念。
卢宝在公司里最后也学会了使用计算机，不过，她的工作也就是在机上用磁盘为用户拷贝basic或fortran软件。干着这样的工作，她真感到自豪极了。
10. 标准意识
70年代是美国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行业蓬勃发展的年代，大有群雄争霸，各领一代风骚的气势。尤其在70年代后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牌微型机问世”。但是也可以想象，在成功者辈出的同时，又有多少英雄落荒。前面提到的罗伯茨的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就是落荒者之一，它生产的阿尔塔计算机质量上不去，公司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败北，最后被佩特克公司收买。而佩特克公司不久也奄奄一息。后起之秀的imsai公司意欲生产更专业化的计算机以赢得市场，但仍然因质量方面的原因而美梦难圆，最后也几乎弄到破产的地步。这给微软公司也带来一些损失，因为imsai同微软公司签订了转让fortran语言软件专利的协定，imsai倒闭，微软公司也就得不到这笔款项了。1977年，终于出现了坦迪克公司的trs－80型计算机、科莫多公司的pet型计算机和苹果公司的苹果二号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在性能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产品，销售量当然也就扶摇直上，trs－80型计算机上市一个月就卖出一万台；pet于1977年在第一届西海岸计算机交易会上大获成功；苹果二号机不仅质量优异，使用方便，而且具备了磁盘驱动器，很快成为热门产品。微软公司先后为这些机器开发了先进的basic语言。
但是，在计算机发展之初，各公司为了求新和保持自己的特色，都独自采取一套操作系统。软件公司不得不投其所好，为它们编制形形色色的软件。这些软件花费大量精力编制出来，销售量却不大，因为它们的实用范围太有限。
这时，西雅图人，也是比尔的老熟人加里·基尔代尔教授，为英特尔公司的8080微处理器编制了一套叫做cp/m的微机控制程序，所有用8080微处理器的计算机都可以使用这个操作系统。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好几十家公司都采用了这套操作系统，这使基尔代尔一年的收入超过6万美元。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看准了cp/m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操作系统最终将成为一个标准。他们在研制开发他们的fortran和cobol时，就选择了这个系统，使他们的程序可以为许多计算机采用，因此他们的软件销路不错。
1977年，微软公司的销售额达到50万美元。
到了 1978年，微软公司已经在微机语言上占了统治地位，他们的basic已推出第5版，逐渐被人们公认为标准件。年底，公司的赢利突破100万美元，已有13名雇员。
许多国家或政府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为一些技术设置规范，使它具有通用性，这就叫做法定标准，具有法律的效力。
但是，国家制定的标准往往不一定就是市场上习以为常的标准。比如，一般人想当然地以为，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设置，一定是百余年来经过无数次改进，根据各字母的使用率确定下来的，应该是十分科学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它的键盘设置是开始的时候随意定下的，但是由于已被社会确认，也就成了一种事实标准。同样的情况也见于钟表指针的走向。
由于市场变化多端，事实标准必然随经济机制变化而变化，当有更好更先进的东西问世的时候，事实标准就自然改变。比如，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使用电子管的家用电器，因为它们被后来的半导体器件挤出了市场；电唱机十年前还是“音乐中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已经难寻踪迹，而且所有唱片公司都已转产——这套相当成熟的技术几年间就被无情淘汰，而由现在的激光唱机完全取代。
比尔·盖茨对事实标准有很深的认识。他说：“事实标准常常通过经济机制在市场上发生变化，这种经济机制与推动商业成果的正向螺旋十分相似，它使一个成功推动另一个成功。这一概念叫做正反馈，它说明事实标准为什么常常出现在人们寻求兼容性的时候。”
那么，如何才能产生正反馈循环呢？比尔·盖茨认为事情非常简单，“只要有一种稍微优于对手的做法”就行了。而在高技术产品中，实现 兼容性就是最有效的做法，既可以生产大量的产品，成本却不一定会有多大增加。
他举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录像机的制式之战。从技术上说，当时的beta制式更为出色。但是，使用这种制式，一盘录像带只能录制一个小时，无法录下一场电影或一场足球赛；而用vhs制式，则一盘磁带可以录3个小时。比较起录像的质量来，当时一般的用户更关心的是带子的容量。因此，jvc公司开发了vhs标准，并容许其他录像机生产厂以低廉的许可费使用这一标准。于是，vhs制式的录像机大量生产出来，vhs制式的录像带也随之占领了市场；人们自然就习以为常地认为vhs制式是一种恒久的标准，而愿意多收藏vhs制式的带子。生产厂家便加倍生产，使它逐渐占领了市场。1983年，当vhs制式磁带开始逐渐被确立为标准的时候，它在美国的销售量也随之开始剧增，当年就比前一年增加50％，为950多万盒；1984年，销量达到2200万盒；至1987年，该数字升至1.1亿盒。至此，vhs录像机便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任。而与jvc公司同时起步的sony公司曾使用beta制式，由于这种制式对用户不太有利，就逐渐被冷落下来，最终导致彻底失败。比尔·盖茨说：“vhs是正向反馈循环的受益者”。他还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种新技术接受水平的数量变化，能够导致技术作用本身的质量变化”。
他还举了激光唱机为例，来说明配套软件对于建立标准的重大作用。他说，这种唱机刚问世的时候，销量不多，原因之一在于没有更多的音乐曲目可供使用。后来，当激光唱片大量涌入市场之后，激光唱机的优越性就充分显露出来，很快取代了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机械唱机。
比尔·盖茨深刻认识到，“计算机对其用户的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质量和可供计算机使用的各种应用软件。”
他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公司，但是，既然与罗伯茨已经毫无关系，他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阿尔伯克基。有人建议比尔·盖茨把公司迁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是一个高技术公司密集的地方，是许多著名计算机公司的诞生之地，对于微软公司今后的发展，应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保罗·艾伦却希望公司迁回西雅图。他说：“我们的公司正在发展之中，需要大量人才，阿尔伯克基地处沙漠中心，我们很难说服人们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我们都是西雅图人，在沙漠中呆的时间长了，谁不想看看绿树和流水呢？我想，要招募人们到西雅图去工作，应是没有问题的，那可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啊！”
1978年夏天，比尔·盖茨终于决定将微软公司迁往自己的家乡西雅图。
卢宝问他：“比尔，你为什么要离开阿尔伯克基呢？”
他回答说：“我要回到西雅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那里还有水！”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滑水运动给他带来的快乐了。
他希望卢宝也能去西雅图，同他们在一起。但是卢宝的家在阿尔伯克基，她不能离开丈夫和孩子，随公司一道西迁。于是比尔告诉她：“只要你回来，我这里永远会有你的工作位置。”
微软公司在西雅图郊区国家银行大厦 8楼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办公室。1979年1月正式在新址营业。
在西雅图有闻名全球的波音公司，有好几所名牌大学，他们有机会雇佣到优秀的软件编写人才。保罗·艾伦说：“在雇佣人员时，我们不怎么看重学历和背景。我们只想雇佣热爱程序编制工作的人。同热忱和编程的才能相比，资格是次要的。”
11. “蓝色巨人”的神秘使者
1980年8月，ibm公司有人给比尔·盖茨打电话，说有两个人希望会见他，请他安排一个时间。比尔·盖茨不以为然，因为 ibm虽是鼎鼎大名的公司，此前也并不是没有同它打过交道——他们曾来电话商议购买软件的事情。他没有时间马上安排这个会晤，因为今天就得去赴一个约会，便告诉来电话的人，说会晤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定在下周。对方却没有理睬比尔·盖茨的回答，只匆忙地说，他们的人两小时后就飞到西雅图。原来这两个人是ibm公司的特使。
比尔·盖茨做梦也没想到ibm公司的人会派特使主动来访。他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就毫不犹豫地取消了原定同阿塔里公司董事长的约会。
他约了公司的同事，也是他哈佛的老朋友史蒂夫·鲍默尔一起去会见 ibm的代表。他们还一反常态，脱下总不离身的圆领衫、牛仔裤和运动鞋，穿上了笔挺的西装和雪亮的皮鞋。他们是不想让大公司的人小看了自己的公司。
他们猜想 ibm可能是为了购买软件来找他们，但如果只为这件事，何必郑重其事地派两个代表亲临呢？不得其解。
ibm公司，也就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创建于1911年，起初生意萧条，到了托马斯·沃森参与经营，形势才开始好转。沃森是销售专家，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销售队伍。1924年，这家公司更名为现名。在 20年代，它是最大的时钟制造商，后来又研制成功电动打字机并独霸市场。
从1951年起，这家公司开始经营计算机。到70年代，它已经控制了美国60％的计算机市场和大部分欧洲市场。据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 1969年不对它的经营加以限制以保障自由竞争，它的发展将达到一个怎样的规模是无法预料的。这家公司数以千计的经理人员身着蓝色制服，所以被人叫做“蓝色巨人”。它的经营作风历来严谨稳健，甚至显得有些保守。
到1980年，ibm已有34万雇员，在计算机硬件制造方面独占鳌头，占据了80％以上的大型计算机市场。而且他们的软件也一向自行设计，完全不与外界发生往来，也就是尊崇所谓“一切自力更生”的封闭传统。
因此，在70年代末美国的个人计算机被业余爱好者和一些公司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它并不以为然。但是，时势造英雄，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个人计算机已经并不是那些嬉皮士之流的玩物了；它正在成熟，形成一股汹涌的洪流，眼见就要主宰市场。
个人计算机的汤汤之潮已经形成，但在当时并不是人人都看出了它的远大前景。比尔·盖茨在湖滨中学初试计算机时，接触的是数字设备公司（dec）生产的pdp—10型计算机。那是公司的缔造者肯·奥尔森的杰作，比尔·盖茨说他“是一位传奇式的硬件设计师，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位可望而不可即的天神”。奥尔森在1960年就生产出pdp—1型小型计算机，价格为12万美元。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比起当时ibm公司生产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机器来，它就只及其一个零数。而且这种计算机的用途广泛，不久又形成系列，几年之间便得到普及，数字设备公司的资产很快达到67亿美元。但是，又过了几年，善于创新的奥尔森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一次，他没有看出更小型的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趋势，反而反复声言，说那不过是一种赶时髦的玩艺儿，对它不屑一顾。结果他在风光了20年之后，在个人计算机蓬勃发展的时候错失良机。
著名华裔工程师王安也曾几度贻误时机。60年代，他建立的王安实验室独霸了电子计算器市场。到70年代，他一度不听人们对他的忠告，参与低成本竞争，几乎倾家荡产。不过王安到底也非平庸之人；他见势不妙，很快改弦易辙，把他的公司转为生产文字处理机，摆脱了窘境。
这种处理机使用一块能够处理文本的微处理器，配上王安为它设计的出色软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打字机，曾在70年代风靡世界。然而王安也同奥尔森一样，思想受到他的文字处理机束缚，当80年代个人计算机开始铺天盖地流行起来的时候，他却没有发现他的文字处理机有被取代的危险。个人计算机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他的文字处理机，它机器里使用的如wordstar，word－perfect，multimate等著名软件稍经改变，就可以被用到个人计算机上。王安没有意识到软件兼容的重要意义，从而失去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机。
ibm公司决策人这一次只好承认现实，召集专家开会，讨论研制个人计算机的可行性。有人提出收买名气颇大的阿塔里个人计算机公司，但另有人以该公司并非美国最佳公司为由驳回。又有人提出收买最佳的苹果公司，而苹果公司却并没有出售的打算。最后，一些人认为 ibm公司人才济济，技术势力雄厚，由公司开发自己规格的个人计算机应是举手之劳。但是系统部实验室主任比尔·洛威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公司内开发个人计算机，从设计到投产到上市，以公司严格的管理程序，没有4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微型计算机产品日新月异，从简陋的阿尔塔机过渡到复杂的苹果二号机，仅过了4年时间。如果规模庞大的ibm公司仍然照走老路，它庞大的机构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从而在变幻不定的市场面前永无希望一跃而为执其牛耳者。当时的董事长法兰克·卡里也有同感，他说得更形象，认为这就等于“指望一头笨拙的大象去跳节奏急促的踢踏舞”。
于是，ibm公司决定实行“象棋计划”，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发自己的个人计算机。委员会的成员详细研究了苹果公司及其他一些公司在这一领域占先一步的经验，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鼓励和支持那些独立的软件发行公司，让它们大量开发软件；一是建立起了一个公开的结构，带动了一大批软件公司发展。委员们决定建议公司最高层放下架子，加入这个洪流。但他们希望把事情做得十分巧妙，要让人既感惊异又叹服不止。于是打算一改过去“一切自力更生”的传统，而与其他公司秘密合作，一鸣惊人。
这个委员会设在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研究中心。它对美国计算机市场流行的几种计算机作了仔细研究，决定在硬件上采用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至于软件，他们发现众多软件公司里有一个微软公司特别引人注目，它的包括basic在内的几个基本软件已经在微型计算机领域成为标准，它的产品销售量每年都要翻番；就决定同微软公司接触，或许可以让微软公司来开发他们需要的软件。于是微软公司就接到了前面提到的神秘电话。
ibm公司的特使同比尔·盖茨见面之后的第一个作法就令人不可理解：他们要比尔·盖茨在谈判前先签署一纸协议，保证不泄露谈判的任何内容，也不得向 ibm公司的代表谈自己公司的任何机密，比如某些设计思想，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今后发生纠纷。而且微软公司永远不得对ibm公司提出法律诉讼。比尔·盖茨觉得事情有点奇怪而神秘，但不假思索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在他看来，这样的协议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法律知识是这样告诉他的。
这两位代表宣称：“这是我们公司所作的最不寻常的一件事。”他们只向比尔·盖茨提了一些奇怪的问题，大概是了解微软公司生产些什么软件，家用计算机的哪些功能最重要之类。这似乎是一次结识性的访问，临别，ibm公司的代表只对比尔·盖茨他们说了一句行话：“别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虽然这次接触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仍然感到事出蹊跷，其中必有原委。
他们有了一种预感：一定有什么大事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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