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1. 追新中的怀旧

    海明威1938年出版了《第五纵队和第一个四十九篇小说》，他在自序中写了一句话：

    “作者怀着诚挚的爱谨将此书献给玛蒂和赫伯特。”

    “玛蒂”就是玛瑟的爱称。海明威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新的爱情公之于众。

    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从巴黎到纽约，谁都知道了海明威与玛瑟的关系。

    波林竭力挽救她与海明威的婚姻。海明威第二次西班牙之行以后，没有回美国，而是到了巴黎。波林也赶到巴黎，她有意留长发，梳成玛瑟那样的发式，以取悦于海明威。为玛瑟的事与海明威大吵大闹时，她甚至威胁要从旅店的阳台上跳下去自杀。

    海明威很暴躁。他这时患有肝病，他心灵深处很痛苦，他清楚是自己对波林不忠诚，是自己不道德。但他生就不愿认错。不甘服输的要强性格，这促使他内心的自责转化成为与之逆反的行为，他常常将自己置于疯狂、野蛮的境地，认为“自己反正是个坏蛋”，干脆破罐子破摔。他不想回家，也不想见到波林。

    但听说基韦斯特岛流行小儿麻痹症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几个儿子染上，写信汇款委托朋友把他们接出危险区，安排他们到纽约的少儿夏令营里去生活，后来还带他们到怀俄明山区去打猎。

    海明威又第三次、第四次去了西班牙。

    分离的时日里，波林逐渐明白自己与海明威已经成了路人。回顾十多年来，自己当海明威的妻子也当得很不容易。海明威的性格和他那种时刻处于行动之中的生活方式要求她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角色：钓鱼的同伴，打猎时的陪猎，拳击方面的行家，作品的鉴赏者和听读人，头脑清晰的秘书，技艺高超的厨师，迎接各方宾客的贤惠女主人，三个儿子——哈德莉生的约翰，她生的帕特里克和格雷高里——的母亲……最后还必须是心胸宽广不争风吃醋的妻子。

    总之，她要既在他的前边，又在他的后边，还要在他的旁边。

    一个人能同时分身几处吗？她感到很累。

    海明威最后一次从西班牙回来，还未到基韦斯特就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波林已做好离异的打算了。

    波林是明智的。事实上也没有更佳选择。

    但海明威不愿承认原因是由于他与玛瑟相爱，却把责任推到波林的妹妹吉尼身上，把她当替罪羊，说她挑拨与恶化他们夫妇的关系。这是海明威的习惯，他有充分的“自知之明”，扪心自问的时候，他可以痛心疾首地自责，但若要他向别人承认自己的过失，那就相当困难了。

    一个拳击手可以被对手打倒，也可以接受裁判判输，但他自己是不会甘拜下风的。

    海明威回到家里，与波林过了一段貌合神离的日子。

    海明威与波林在一起时已无法从事写作了。西班牙内战的生活经历在激动着他，他已经构思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现在必须做的事就是写作。过去我经常这样想，只要战争存在，你迟早总会被杀死，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顾虑什么。可是现在，我并没被杀死，所以我就得工作。”

    但他在基韦斯特的安乐寓里已经找不到灵感了，他去了古巴。1939年2月，他在古巴开始动笔写作后来命名为《丧钟为谁而鸣》的长篇小说，进展很顺利，三个星期以后，就写出了好几章。

    三月中旬，他回到基韦斯特看望回家度春假的约翰。家里闹哄哄的。波林以前常为接待海明威那络绎不绝的来客而发愁，现在却热心当一个好客的主人，她结交了很多朋友，常邀请他们来家里喝茶、谈天。

    海明威气恼地说，任何一个哪怕只知道海明威名字的人都似乎理所当然地可以到他家里来做客，他那间靠近游泳池的书房里失去了安宁。

    能干而又善解人意的波林根本无意于改变这种局面。她似乎想表明，没有海明威，她的生活并不寂寞。

    海明威很快又返回古巴，在哈瓦那市郊租了一个住地，过他的“写作——钓鱼”生活，附加的内容是游泳、喝酒和打网球。他也不寂寞，因为玛瑟很快也来到哈瓦那。

    玛瑟是第一次到古巴，并打算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海明威曾答应替她找一处住房，但她到达时，房子并无着落，她自己在一个叫芬卡维吉亚的村子里找到一套房子。那房子建在临海的山坡上，站在窗口望去，附近海面和哈瓦那市的风光一览无余。但房子有些破旧，玛瑟领海明威第一次去看时，海明威看不上。他甩下此事不管，自己出海钓鱼去了。

    玛瑟于是决定一个人租下那套房子，她雇了一些工人把房子又装修一番，并仿照自己家的摆设精心布置。海明威钓了几天鱼回来再去看房子时，房子里里外外焕然一新，他很高兴，立即搬了进去。后来他们把这里叫做“芬卡”。

    海明威在这里写了两个多月，写到八月中旬，又与玛瑟一同去爱达荷州中部山区的太阳谷，在那里继续写。不久玛瑟接受《柯里尔》杂志的委派到芬兰去采访欧战情况，海明威就一人在太阳谷写到年底。

    临离开太阳谷时，他向波林的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他把与波林婚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波林和她妹妹吉尼；他也表示今后还是会继续照顾好孩子，关心波林的物质生活；他还就他正在进行中的长篇小说谈了很多，说自己是在非常孤寂的境况里写手头上这本小说的，到目前为止，书里还没有使用一个不文雅的词，他非常希望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得到好评。

    波林的母亲回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深情，说她和波林的父亲为女儿女婿的不和而万分痛苦，欧内斯特和他们一起生活已很多年了，实际上，他们已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事情来得那么突然，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是他们一生中过得最不愉快，最令人心酸的一个圣诞节。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家庭关系的破裂，尤其是大人的事还要连累到无辜的孩子。末尾说，她愿永远为欧内斯特祷告，她还盼望在那遥远的彼岸世界真有蓬莱仙境，那么他们将在那里重逢。

    这封信使海明威感到难受。

    不过，他不会因此回头，他从来就只知道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朝前走，在写作上是如此，在家庭与婚姻上同样如此。遇到障碍时，他会迷狂躁乱，但这往往是短暂的，这以后便是清醒坚定。

    玛瑟完成三个月的欧战采访任务，回到芬卡，海明威已先期至此，并很顺利地写作了一些时日，而且他已下定决心，把芬卡作为自己建立第三个家庭的基地。

    他在芬卡一直写到他42岁生日前一个星期。这段时间里，他的一切生活都围绕写作来安排。白天，写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晚上喝点酒舒舒筋骨。每逢星期天晚，他吃几粒安眠药早早上床，充分休息一晚，第二天清晨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又精神抖擞地开始新一周的写作。

    他对他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说，他写作就像得了一场病，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了一样，他为此感到高兴，他必须像得病一样才能写好。为了写得比别人高明，他要赋予作品以巨大的魅力，这种魅力要靠心血换来。

    为了保证质量，他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朋友去看，征求他们的意见后再作修改。他心里最遗憾的是，波林现在视他如同仇敌，根本不会看他小说稿了，而她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十多年来，波林一直是他创作的第一批评人。

    但他对别人却说，过去他是在波林身边写书，现在离开了她，但写出来的东西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写到6月里时，他已是精疲力竭了。头发、胡子都是老长老长，乱蓬蓬的。他发誓，小说没写完，决不去理发。当他写到小说快结束的地方，也即西班牙共和军防区边上的一座桥梁被炸毁时，好大一阵，他感到全身无力，仿佛就会死去。到7月初，他向帕金斯拍了一封电报，说

    “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断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即将写完”。

    这本小说写了18个月。在写到小说的第35章，也即完稿前的两个月时，他才开始考虑书名的问题，他曾想冠以“未被发现的国家”，但不满意。他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翻阅了《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书名。

    后来他又翻阅《牛津英语散文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一段话引起他的注意，它说明了人类相互依存的道理：

    “人，不可能像是一座孤岛，孑然独立。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走崖岸边的一块石头，那么大陆就会减少一部分。我同整个人类是一体的，个别人的死亡，也使我减少一部分。因此任何时候你都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是为别人，也是为你而敲响。”

    海明威很高兴，他发现约翰·邓恩这一段话的意思正好切中他即将写完的长篇小说的主题——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却也促使人们觉醒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丧钟为谁而鸣”！

    就用它作为小说的名称，没有更好更合适的了！它有诗意，有哲理，有鲜明的形象，有无穷的意味。

    这部新作写完的第二天，海明威就把它装进公文包，从古巴启程前往纽约。他在纽约住下，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送来清样后，他连续96小时不停地校改，然后才用他那有力而审慎的手笔签名付印。

    《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底出版。它描写了主人公乔丹为炸毁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桥，深入敌后，在一支游击队里三天三夜的活动，反映了国际纵队战士和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侧面，歌颂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几乎与此同时，海明威与波林的婚约解除，离婚以他遗弃妻子为由而在基韦斯特得到终判。

    三个星期以后，海明威与玛瑟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世俗婚礼。再婚者没有资格进教堂。玛瑟从初识海明威到取代波林而成为他的正式妻子，恰如波林当年取代哈德莉一样历时三年。

    2. 冲突与和谐

    海明威把《丧钟为谁而鸣》献给了玛瑟。

    18个月的辛劳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评论界对《丧钟为谁而鸣》的反应使海明威得意洋洋。

    多纳尔德·阿丹斯说，这本小说是海明威写作以来，内容最深刻、最真实的作品，特别是爱情描写的技巧远远超过《永别了，武器》，堪称美国的最佳小说。鲍勃·谢写撰文称它是一部罕见的书，不但充满活力，坚持精神，也有优雅动人之处，在多方面表现出作者的独创性。

    最使海明威高兴的是约翰·张伯伦的赞赏：“这本小说的质量，简直可以与上等白兰地媲美。”海明威知道白兰地是何等的诱人，他喜欢这种活生生的、老朋友式的夸奖，虽然不得要领，却使人家畅饮美酒一样晕乎舒服。

    这本小说的销路出奇的好，斯布里布纳出版公司一下就印了16万册，曼斯书刊联售机构马上又同海明威签了一个要出20万册的合同。

    好莱坞用13.6万美元买下了它的电影版权。

    海明威感到心满意足，他还从来没有哪本书有如此大的销量和如此高的报酬。他正需要钱用，他历来开支大，加上婚变期间波林又在经济问题上制造这样那样的麻烦，他欠了不少债，这下可忧虑全消了。

    海明威与玛瑟在芬卡新居里度过了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新居被称为“瞭望田庄”，它将成为海明威永久性的居地，但不是玛瑟永久性的家。五年以后，这里的女主人换成了玛丽。

    玛瑟是个不愿意仰起头去看海明威的妻子，是个不甘于当家庭主妇的女性。她有着与海明威相似的追求，要做有名的记者与有名的作家。她年纪轻轻，已出了几本小说。作为记者，她拥有比海明威更多的政治敏感和热情，她关于时局的评论，使海明威也由衷赞赏。

    他们第一次到西班牙时，同行的战地记者就觉得玛瑟喜欢捉弄大名鼎鼎的海明威。

    玛瑟领着她母亲与海明威在芬卡第一次见面时，海明威跟一个朋友到酒吧间聊天去了，忘记了约见的时间，害得老太太等了许久。而且老太太来得不巧，正是海明威发誓不写完《丧钟为谁而鸣》就不去理发的时候，仪容自然很不礼貌。玛瑟为此大发脾气。

    最使海明威恼怒的恐怕是他们四年以后的一次“交火”。那是在二战中的法国，他们坐着朋友朗哈姆的车去美军驻地采访。路上，他们第一次目睹德国的新式武器v型火箭，在高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白带。玛瑟立即把目击的时间和地点记下来，并用铅笔指指点点地说：

    “请记住，海明威，v型火箭是我发现的，不是你发现的，所以应由我来报道。”

    海明威表情冷漠，一言未发。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五年中络绎不绝。

    而海明威呢？他有一个经常把自己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只笼而统之地作个男女之别的性格。经常评论他作品的爱德蒙·威尔逊在《海明威的道德标准》一文说，海明威似乎有一种同妇女相对抗的情绪，他那若隐若现的害怕女人超过男人的恐惧感使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写了一个女主人公玛丽亚。对此，海明威并不恼怒，甚至“还钦佩他自己的高明”。

    玛瑟对钓鱼、打猎都不感兴趣，海明威爱之如命的酒，她望而生厌，她不喜欢在“瞭望田庄”过安闲舒适的日子，却热衷于到二次大战的各个战区去采访，而且不必要与海明威同行。

    他们的朋友说过一句精辟的话：“玛瑟的聪明与资质经常同海明威的天才和天性发生冲突。”

    海明威与玛瑟的婚姻注定不能长治久安。

    但是，眼下正是新婚燕尔，他们在“瞭望田庄”的第一个圣诞节过得温馨而浪漫。而且他们正在筹划一次轰轰烈烈的行动——到远东战区，到中国战场去采访，去继续度他们的新婚蜜月。

    到东方去，这是海明威19岁的时候就有过的梦想，他的叔叔曾在中国的山西行医，还到拉萨见识过藏传佛教的隆重庆典，童年的海明威就听叔叔描绘过遥远而神奇的东方。

    在想去东方的问题上，玛瑟与海明威倒是毫无分歧。她向柯里尔报社提出，派她到中国采访正在进行的战争。报社欣然同意。海明威则接受了《午报》主编英格苏尔与他订立的协议，带着美国人所关心的问题，去考察中日战争的现状，去看看美国与日本的冲突是否可以避免。此时，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对东南亚各国造成巨大威胁，德国则攻陷了大半个欧洲，正蓄谋对苏联发动进攻，美国虽然尚未参战，面临的形势也十分紧张。中日战争和日本的下一步动向既关系到美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全局。有战略家头脑的海明威当然是十分关注的。

    他不热衷于政治，却很关心作为政治斗争最高形式的战争。他早已不是19岁时那个满脑子好奇和发热的愣头青。

    3. 中国行

    1941年1月，海明威与玛瑟从纽约启程，取道洛杉矶、三番、夏威夷，一个月以后抵达中国香港。他作为刚出版的畅销书《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整个旅途都伴随着愉快和荣耀，途中停留的每一站，都有友人、崇拜者或文化界人士为他举行集会和欢迎酒会，到好莱坞时，那里正在筹拍《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由正走红的大明星库柏和英格利·褒曼分别扮演乔丹和玛丽亚。库柏夫妇在洛杉矶机场迎接海明威夫妇，褒曼则从600公里外的度假村赶来与他们见面，他还收到了好莱坞老板签发的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再加上有新婚妻子陪伴，海明威情绪兴奋，一路上飘飘欲仙，整个旅途一帆风顺。

    他们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月，住在铜锣湾一家豪华的旅馆。他们在香港四处走访，与香港市民广泛接触，跟中国人交谈，也跟日本人交谈了解中国人所想所为，观察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武装侵占香港。这个城市外表上还有平静气氛和繁华景象，食品丰富商贸兴隆，跑马场照样赛马，橄榄球赛和扳球赛几乎每天都有。但在长街闹市之上横冲直撞的日本人也能使敏感的人感觉到，这个国际都市必将在战争中面临着劫难逃的命运。

    海明威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英国人莫里斯·柯恩。柯恩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总是随身佩带一支左轮手枪，他曾在20年代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贴身警卫，后来当上广东省的警察厅长，一直当到1938年广东沦陷。他是个中国通，能讲中国国语，又能讲流利的广东话，还能讲几种其他地方的方言，而且对政坛风云，世界大事非常了解。

    海明威在采访笔记本上的“英雄录”里记下柯恩的名字和传奇经历。他有过为柯恩写本传记的想法，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

    柯恩很熟悉蒋介石，跟海明威讲到许多关于蒋介石的故事，但他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他跟海明威还谈到了中国大革命前后很多军阀的情况。

    宋庆龄当时正住在香港，经柯恩的介绍，海明威拜访了宋庆龄。通过与宋庆龄的会谈，海明威认为她是宋氏家族中最出色的女性，对她表示敬仰。

    海明威的最大兴趣是到中国战场作实地采访。

    在柯恩的建议下，他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广东韶关，这里是蒋介石正规军第七战区的司令部。

    3月25日，海明威夫妇乘飞机越过日军封锁线飞抵广东南阳，再改乘汽车到达韶关，一路上风尘仆仆。第七战区的将领举行宴会接待了海明威夫妇。

    第七战区的范围相当于一个比利时。军官们陪同海明威和玛瑟考察各处的前沿阵地，一起查看军事地图，研究战争形势。海明威很喜欢中人的爽直诚恳，也很佩服他们的见多识广。

    海明威在文人中是刺儿头，成名以后更傲慢，但对军人，却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

    他喜欢与第七战区的中官一起喝中国米酒。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不能外出时，他常与中官对饮。

    一次喝酒时，他领略了一位中国将军的机智。

    中国将军问他，香港的英国人对中队评价如何？

    海明威已有三分醉意，不禁模仿英国绅士的神态和腔调说：

    “中国人不错，确实不错，可是中国人不会打仗……我们不指望中国人会打胜仗……”

    “他们说的是什么中国人？”

    “中国人嘛，就是中国人”，海明威答道。

    “真有意思”，那位中国将军说，“那么我给你讲个中国笑话吧。你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喜欢使用单片眼镜吗？”

    “不知道。”海明威回答。

    “英国人之所以爱用单片眼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比自己眼前的东西更多的事情。”

    海明威哈哈大笑道：“我见到英国人时一定把这个笑话转告他们。”

    海明威在韶关有点乐不思蜀了。

    但玛瑟适应不了，天气寒冷，她水土不服，手脚浮肿，中官建议她喝蛇酒，蛇酒可以消肿去寒，可她一喝就呕吐。

    他们离开了韶关，取道桂林，到了中国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桂林很美丽，但他们只停留了两天。

    海明威是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美国记者。

    在重庆，他们夫妇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隆重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他们举行午宴，并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宋美龄为他们当翻译。

    海明威和玛瑟感到，蒋介石虽然竭力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但实质上只能算是一个军事领导人，他考虑问题，都是着眼军事，他没有民主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对海明威夫妇说：“当一个国家处在战争中的时候，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即算有也不可持久。因为战争使一个国家不得不实行统制。”海明威对蒋介石的谈话持保留态度。

    玛瑟后来回忆说，他们并不轻易听信蒋介石夫妇灌输给他们的观点：“我们俩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恐怕蒋介石夫妇也不清楚。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一切。他怕，而不怕日本人。日本人总有一天要从中国消失。对他们权力的真正威胁是中国人民，也就是生活在人民之中，领导人民的。”这种精辟而富有远见的见解，出自40年代的美国记者之口，实在难得。

    在重庆，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都会见了海明威夫妇。

    他们还会晤了周恩来。

    这是他们的中国之行中不同寻常的经历。

    海明威夫妇作为记者，见过世界各国、各政党的众多首脑和要人，周恩来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曾在西班牙与海明威拍战地记录片《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此时正在中国拍摄另一部纪录片，与周恩来结下友谊，通过伊文斯的介绍和安排，海明威夫妇甩开重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与周恩来在一间地下室里秘密会见。周恩来用法语与他们交谈，宾主谈笑风生，一见如故。后来玛瑟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