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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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的颂歌(2/2)
    现在我们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心灵的美好激情,

    都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政权的废墟上,

    将会写下我们姓名的字样!

    这一首赠诗所表达的并非个人的情感,而是一代革命青年的共同心声。

    普希金写过为数不少的赠诗,它们多半是表达个人的感情,或者是怀念友谊,或者是表示爱慕,或者是颂扬德行。其中,抒情主人公几乎都是以单数第一人称的“我”出现。自然,“我”所表达的情感也许是典型的带普遍意义的,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的,普希金有不少的赠诗(以及其他的抒情诗)都是这样的。但也有少数作品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一般说来,这其中便显示出作品思想意义的大小和艺术水平的高低了。在《致察尔达耶夫》这首赠诗中,抒情主人公自始至终都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出现,而且表达的感情又是一代青年所熟悉的所拥有的,是他们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或者说是他们无法用如此形象、准确、有力而又深情的语言说出来的。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普希金奏出了时代的主弦律。仅凭这一点,这首诗就是不朽的。更何况诗中形象是这样的鲜明,比喻是这样的贴切,语言是这样的具有感染力,感情是这样的自然。没有夸张,没有虚饰,没有半点高谈阔论,也没有丝毫哗众取宠之心,一切都是那么自自然然,那么实实在在,那么确定无疑。对即将逝去的青春的追忆之中包含有某种惋惜,但还谈不上是忏悔,谁又能够保证在青春年华不留下一点遗憾?何况这些都“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

    过去了。重要的是眼前,是现在,是报效祖国,是去争取自由,愿望之强烈,心情之急迫,“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候那真诚的约会”,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跃然纸上。而正因为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献身,祖国未来的天空中必将升起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制度”

    必将被埋葬,而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历史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代革命青年要追求的“荣誉”。这首充满激情、富于感召力的抒情诗问世后,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中的一些诗句和词语,如“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制度的废墟”等,便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语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自由和解放的代名词。这首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范例,年仅19岁的普希金能够创作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既取决于他进步的民主思想,也不能不是他卓越的诗才所致。

    1919年,普希金创作了另一首有名的诗作《乡村》,在这首诗中,诗人转向了另一个重大的社会主题即农奴制问题。但作品不是一开始就直奔主题的,它的前半部分极富于牧歌情调:

    祝福你,荒远僻野的一角,

    闲适,工作和寄兴的所在,

    是在这里,我的日子悄悄流去了,

    沉湎于快乐和遗忘的襟怀。

    ……

    我是你的:我爱这一座花园,

    幽深,清凉,各样的野花开遍,

    我爱这广阔的绿野,洋溢着禾堆的清香,

    一些明澈的小溪在树丛里潺潺喧响,

    无论放眼哪里,我都会看见生动的画面,

    ……

    啊,到处是劳作和富裕的景象。

    诗人在这里描绘的田园风光是充满诗意的,这种视角也十分符合诗人的身份,大自然美丽宁静;“成群的牛羊”,“旋转着的风车”和“谷场冒着的青烟”,勾画出一幅乡村“劳作和富裕的景象”。一方面,诗人的描绘和感受是真实和自然的,而且,这种描绘和感受也感染着读者,唤起读者某种美妙的和美好的期望;另一方面,诗人的描绘和感受又是一种衬托,一种伏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假相”,随着诗人笔触的深入,出现了与前面的景象极不协调的画面:

    这里有野蛮的地主,

    一不守法,二无感情,仿佛命中注定

    他们该是人们的灾星,

    对于眼泪和哀求一概不顾,

    只顾用强制的鞭子掠夺

    农民的财产、劳力和时间。

    这里的奴隶听从无情的老爷的皮鞭,

    伛偻在别人的犁上,被牵着绳索,

    瘦弱不堪地苟延残喘。

    这里,一切人毕生是负着重轭的马牛,

    没有希望,谈不到一点心灵的追求,

    就是青春少女的娇艳

    也只供恶棍无情的摧残。

    ……

    这幅“愚昧的令人心痛的情景”才是这块土地上的“真相”,才是诗人要着意描绘的,才是诗人要特别加以强调的。随着诗人的笔触的推进,田园风光顿时失色,牧歌情调也消失殆尽,一种沉重感、压迫感油然而生,而后又代之以疾声的呼吁、抗议和深深的思索。在普希金以前的任何诗人,不论是罗蒙诺索夫还是杰尔查文,既由于思想方面的原因,也由于艺术视野和艺术才华方面的原因,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也许茹科夫斯基能写出《乡村》前半部那样的富于牧歌情调的作品来(还未必有普希金的明朗),但他断然写不出下半部富于公民情感的诗行的,这无疑是由诗人的思想高度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处在社会革命前夜的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主精神的公民,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一首风景诗或自然诗写成一首公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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