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回到家里时，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托利党人。当被控滥用职权的梅尔维尔勋爵获得胜诉，而且撤销了指控时，他举行了一次宴会。
司各特为这次宴会写了一篇赞歌，首当其冲被鞭挞的是辉格党人，卡罗琳娜被说成是“落难美人”，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则被描写成他的同名动物。这篇赞词引起了许多有声望的辉格党人的反感，但是当司各特感情冲动时，他是不计利害的。何况他认为辉格党政客是英国的心腹之患，而这种担心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1807年初，他重访伦敦，在大英博物馆为出版德莱顿诗选挑选材料，又是各种晚宴上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从伦敦的寓所——圣詹姆斯区公墓街5号——给妻子的一封信上说：“告诉你，我收到的各位大臣（当权的和不当权的）的请柬足可以装满一个托盘，这些大臣都是罕见的人物。”他告诉妻子说，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不堪入目的一群古代丑八怪。除了这些糊里糊涂的老猫之外，还有一个令人作呕的英格兰政客，他满脑袋装的全是人名和年代，而且记得十分牢靠，对此津津乐道。”司各特两次应邀到艾伯科恩侯爵夫人在圣詹姆斯广场的别墅同她共进早餐，而且被请进了女主人招待女宾的客厅，“可真够意思的！”他再次拜访了威尔士王妃。据他说，威尔士王妃“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她陪司各特看了家里新改进的设备，而且狡黠地问他，是否害怕和她单独相处。
他在伦敦时还造访了乔安娜·贝莉。当时她刚迁入新居（这幢房子至今仍在汉普斯泰德），此后她就在这里度过了她漫长生命的余年。他们是一年以前认识的，而且初次见面时彼此都很失望：她原以为他一定是“风度优雅、性格细腻”的人，而他指望结识的是一位美貌冶艳的人物，可是时隔不久，她发现他秉性慈善，有敏锐的洞察力，这足以补偿优雅细腻的不足。而他也察觉她直爽、真诚、淳朴，这些品质比他原来指望发现的优点更令他倾心。
乔安娜·贝莉是苏格兰神甫的女儿，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汉特的外甥女。她和妹妹阿格尼丝靠另一位舅舅威廉·汉特遗赠的大宗财产生活，此外，她们的哥哥、名噪一时的大夫、当了乔治三世御医的马修也给她们生活费。乔安娜一脸稚气，带一点软绵绵的苏格兰口音，沉静朴实，举止并不优雅，谁也不会想到，她居然是一个比教区神甫助理的普通姐妹、差强人意的女裁缝、心地善良的基督徒远为出色的人物。1798年《热情之剧》匿名出版后，那些认识乔安娜的人绝对不会料到这些剧本出自她的笔下。这些剧本在文学沙龙里引起了热烈的议论，被一本正经地置于同德莱顿和伊丽莎白时代人物的作品不相上下的地位。这些剧本没有上演过，这自然使当时的才女们（当时她们还被称为女学究）十分高兴，因为在才女们看来，最能降低艺术作品身份的莫过于在公众中获得庸俗的成功了。大家都认为这部戏剧集的作者自然应该是一位男士，直到有一个人得到一个含义深刻的发现：几个剧本中的女主人公都已经年过30，而绝不会有一个男人想到要去描写25岁以上的女子。乔安娜自己揭开了这个秘密，1800年她在第三版的扉页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乔安娜酷爱戏剧，而且对魔法、迷信和冥冥之灾怀着童稚的偏好。
在她生活的时代，一个知道自重的妇女是不会去当演员的，所以只好写剧本来抒发情怀。她出版过两卷《热情之剧》和一本供舞台演出的各色小品集。虽然埃德蒙·金在1821年秋天亲自恢复《德蒙福》在朱丽莱茵剧院的演出，但是乔安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戏剧方面获得的成就却应该归功于瓦尔特·司各特。他认为她的剧本是有才气的，虽然我们今天在她累赘而毫无生活气息的剧本中看不出有什么才情。她那些严格遵循各种作诗规则、悉心尽力写成的散文诗里没有一丝灵感的闪光。
而司各特在文章和书信里都对她赞扬备至，似乎她就是第二个莎士比亚，只是幽默感略嫌不足。
司各特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喜欢为别人带来快乐，而厌恶伤害他人。当时话剧“掌握在一般恶棍和娼妇手中，因为其他的戏剧爱好者和赞助人看来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认为乔安娜的剧本充满了高尚情操，证明剧作者力图真实地描绘人的本性，这样的剧本遭到冷遇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司各特的褒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本人对散文诗有一种狂热的（只能这样来形容他）爱好。他对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物入了迷，批评的感觉迟钝了，既然话剧也遵循应有的韵律和诗行的长度，那他在这方面也无需区别诗歌和散文了。
司各特很快就对在首都的客厅里充当摆设感到厌倦了。1807年，在旅居伦敦的末期，他给夏洛特写信说：“我很高兴即将摆脱这些酬作，更高兴的是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把你和孩子们搂在胸前。”可是，在这之前，他曾经应允要去拜访安娜·苏亚德，所以决定顺路去利奇菲尔德她家稍坐一会儿。这点礼貌使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一会儿”拖成了两昼夜：要不就是他谈话或者朗诵作品，要不就是他听女主人谈话或者朗诵。他说：“她念得好极了，朗诵得也极好，说笑话的本领实在叫人望尘莫及。”她讲的一个笑话后来就成了他的短篇小说《有挂毯的寝室》的基础。司各特原来只打算停留几个小时，因为她的信件使他害怕；他后来停了两天是被她的谈话吸引住了。
安娜·苏亚德当年曾被人称为“利奇菲尔德的天鹅”，是女学究中的学究，才女中的才女。她父亲是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神甫。安娜在她文体华丽的信里用了许多复杂的词藻和似是而非的幽默语句，长篇大论地歌颂威廉·希利、罗伯特·骚塞、威廉·梅尔逊和埃拉兹姆·达尔文等昙花一现的诗人的成就。她给司各特的信引起了司各特的毛病大发作，这种病曾经被她称为“恐笔症”。在这样一个文学“沙龙”中去充当“狮子”，这种前景使他胆战心惊，因此他回信说，请她不要以为他有“愚蠢的虚荣心，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绅士派头的作家”。他强调说，任命他为首席法官使他“只能把文学尝试作为一种消遣，而不是一种财源”，不过，英国最杰出的作家往往只是在收到预订款后才会把自己的作品付印，——“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穷困和不守信用造成的，也许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能载入史册，只是因为这些作家，而不是其他人歌颂过它。”
尽管他提心吊胆，但对安娜·苏亚德的拜访却十分成功；他很欣赏她的率直和口才。安娜在1807年去世以后，司各特为她在利奇菲尔德教堂的墓碑写了墓志铭，兑现了为她出三卷诗集的诺言。他私下告诉乔安娜·贝莉说，“这些诗总的说来是很糟糕的。”
兄弟之中他真正喜爱的只有一个汤姆。汤姆给他带来的痛苦比其他兄弟带给他的痛苦加在一起还要多，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态度。汤姆的为人使他很快就失去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那些主顾，于是他开始任意支配被受托代管的钱财。汤姆同父亲一样，监管着艾伯科恩侯爵在达丁斯顿的田庄。他把收来的租金供自己挥霍，后来因为害怕被捕，只好逃出爱丁堡，司各特于是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汤姆看到债权人出于对哥哥的尊敬，不会再追逼他时，又回到爱丁堡来，以便协助司各特关闭父亲的事务所并清偿自己的债务。司各特急需用钱，就匆匆忙忙地写了一部新的长诗《玛密恩》，换来了所需的款项。这是让人提心吊胆的日子，司各特家族的纹章有时似乎无法避免再度受到玷辱，但是司各特靠了一位能干的律师出面斡旋，把事情安排妥贴，巩固了同艾伯科恩的交情，挽救了家族的声誉。在司各特料理得有了眉目时，汤姆带着妻子和孩子迁居到无力清偿债务者的避难所马恩岛上，由司各特代谋了一个文书的差事，靠薪俸生活。文书的职责是登记高等法院的决定并且做出摘录。司各特是法院的书记，由他任命弟弟担任了这个职务，每年大约有250英镑收入，周时，他把薪俸400英镑的更好的位置给了一个多年来一直等着提升的下属。汤姆雇了一个人代他做事，而自己坐享其成，领取薪水。
当时，裙带关系并不避人耳目，而且远比现时为盛，所以如果就汤姆的任命还值得议论的话，那司各特就应该受到夸奖，因为他并没有把更优厚的职位给他的弟弟。然而不幸的是司各特这一年恰好担任司法委员会秘书，这一届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项是撤销文书职务，并对因而失去职务的官员支付相应补偿的决议。按照这项决议，汤姆有权得到每年不超过130英镑的退职金。这项苏格兰司法制度的改革法案，还包括司法委员会的其他一些建议，很顺利地在下院获得通过。但是这项法案一提交上院，辉格党的两名议员洛德代尔伯爵和霍兰德勋爵立即表示反对。他们说汤姆·司各特将无功受禄，说他哥哥瓦尔特·司各特在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时，是司法委员会的秘书，因此不可能不知道正在考虑撤销这个职务。他们声称这是最肆无忌惮的滥用职权。
只要一涉及他本人的荣誉和他家族的声望，司各特就表现出病态的敏感；而在辉格党人的公开攻击中有许多不容置辩的事实刺到了他的痛处。梅尔维尔子爵在议会中为司各特辩护，指出任命自己的弟弟担任收入较低的职务证明他没有私心。法案还是被通过了，也很自然地被人遗忘了。可是司各特并没有忘记辉格党议员的所作所为，所以当霍兰德勋爵访问爱丁堡时，发生了一次极不愉快的事件。
“星期五俱乐部”的成员当时几乎包括了爱丁堡的全部名流，他们邀请霍兰德赴宴。司各特还没有进门就看见了霍兰德。他根本不把霍兰德放在眼里，脸色阴沉难看。席间他只同邻座交谈，而且火气冲天，事后一个俱乐部成员表示惊异说，他既然手里拿着一把刀子，怎么会乖乖地只吃羊肉。霍兰德是一个很温顺的人，请司各特赏光同他干一杯。“我不喝，”司各特气冲冲地说。他坐了不到两小时，就一脚踢开座椅，笃笃地迈着步子走了出去。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大家不禁笑了起来。
司各特对人从来没有这样粗暴过，他为人一向随和。这件事使他的朋友们很难过，而司各特本人却非常得意。他给汤姆写信说，霍兰德想讨好他：“不过我记得他在你上一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就像削一枝鹅毛笔一样轻而易举地给了他点颜色看。”
使我们高兴的是司各特的怒气持续得并不很久。他为自己对霍兰德的态度而惋惜。他有一次说过：“生命太短促了，犯不着把时间耗在生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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