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1806年时，司各特对这次委任还是满意的，因为它保证了他的前途。
从这时起，他每年的时间大体上被阿谢斯蒂尔和爱丁堡所平分，在上班时被经营农业和枯燥的法庭事务所平分，而在闲暇时则被写作和骑马出游所平分。在阿谢斯蒂尔，他每天的日程是按小时安排的。他清晨5点起床，冬天自己把壁炉生着，细心地刮脸，着装，喂马，6点提笔写作，9点到10点之间吃早饭，然后一直工作到中午，白天剩下的时间或者消磨在马背上，或者徒步出游——不是猎兔子就是捕鱼。天气好的时候，他在早饭前结束写作，而在气候恶劣的日子弥补欠下的时间。除了写作之外，他在另一件事上也是一丝不苟的，这就是他在收信的当天一定写回信。他在书房里工作时，不论天气好坏都要把门敞开，让他的狗可以自由出入。还有孩子也可以随时去打搅他。无论多忙，他都会把他们抱在膝头，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或是背一首民谣。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被他们打断了思路。
司各特一生养了许多狗做伴。主人和狗除了不能交谈之外，可以说声息相通。当时他的一头爱犬叫坎普，是英国花斑犬和纯种英国花斑斗犬的混种。司各特攀登陡崖时（这要有结实的肌肉和握力很强的手指），坎普常常为他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它先跳上去，回头看看主人，然后再回来，舐舐主人的手或是面颊，随后又跳上去，请他的主人随他前进。
后来坎普老了，筋骨松弛，不能跟在司各特身边奔跑了。但是，每当司各特回家时，第一个从远处看见他的人就把这消息告诉坎普。坎普听出主人是从山岗上来时，就到房后去迎他；如果司各特从浅滩涉水而来，坎普就到河边去接他；而且从来没有弄错过。《凯尔索邮报》周刊的出版人兼编辑巴兰坦，又是个优秀的印刷人。司各特很欣赏他的印刷技术，所以在1800年建议他带上印刷机从凯尔索迁到爱丁堡来，答应由他承印自己的边区歌谣，而且替他兜揽其他订货。这个建议由于司各特的资助在1802年实现了。巴兰坦印刷了《歌谣》，司各特又极力奔走，为这家印刷所承包法律和文学书籍的印刷业务。1805年1月初，巴兰坦按出版商朗曼的订货印了司各特的第一部长诗《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这部作品的成功超过了最大胆的预计。这是用英文写的第一部长诗，用现代的话来说，不妨称之为畅销书。这部作品在被收入司各特诗集之前，销售了44000册。版权在这之前已经卖给了出版人，因此司各特的全部稿酬只有大约770英镑，然而这部长诗使他获得了声誉，特别是得知当时的名人，如威廉·庇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都十分推崇这部作品时，他也就很满意了。针砭的议论自然也是有的，但司各特不为所动。
就贬低这篇长诗的“那群评论家”，司各特说过：“我要把这些绅士中的许多人比做补锅匠，他们自己既不会做汤锅或是煎锅，于是只好来修修补补，可是，上帝有眼，他们补上一个洞，却同时捅出两个新窟窿。”
《歌谣》和《行吟诗人》的出版也使巴兰坦的印刷所出了名。新的订货源源而来，为了揽下这些生意，詹姆斯请司各特再借些钱给他。司各特孤注一掷，把叔叔去世以后得到的钱几乎全部投了进去，成了巴兰坦的合伙人，他是不出面的合伙人，然而像日后的情况表明的那样，也是相当不安稳的合伙人。他会心血来潮，产生种种新奇的想法，而且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如果能够像拿破仑席卷欧洲城市那样，用猛烈的冲击轻易地囊括有阅读能力的公众的话，那么不列颠所有识字的人就会忙于阅读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泰恩、德莱顿、笛福、斯威夫特、鲍茫和弗莱彻等几十位名家的作品了。这些人的作品都应该按一些出版商的订货，由巴兰坦印刷出版，每部作品都附有司各特或是某个没有收入、生活窘迫的作家执笔的作者传略。这真是一段不容喘息的时期，司各特为《爱丁堡评论》撰稿。原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又要在烦杂的事务中挤出时间来斟酌出版计划。好在他当时只限于考虑其中的一件——出版附有诗人传略的德莱顿作品集，后来出版的也就是这一部文集。
他本来会继续发挥另一些拿破仑式的宏伟设想，可是原来的书店主人，如今成了出版商的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答应出1000英镑请他写一部新的长诗，而司各特本人又一度对另一种写作发生了兴趣。他刚刚用长诗征服了读者，却又想用散文作品取得同样的成功，于是在1805年着手写长篇小说。他写完七章后，拿给威廉·厄斯金看，厄斯金劝他放弃这种打算。历史又重复了一次，司各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像他的第一部长诗一样，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司各特没有多犹豫，就把手稿放进写字桌的抽屉里，而且完全忘掉了这篇作品。厄斯金的告诫是中肯的：
如果整部小说都像开头七章那样沉闷而且矛盾百出，它就绝不会在文学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而作者也不会以《威弗利》作者的笔名蜚声于各个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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