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与发明家们自然无关，作为科技人员的瓦特，只懂得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去为社会增加财富，自己也分享一定利益，至于由于他的发明而引起的各种社会效应，无论这种效应有大有小，是正是负，那就与他概不相干了。
在博尔顿和瓦特合伙初期那些最活跃的年代里，他们两个人经常是轮流把关，当有一个人在康沃尔时，另一个人就在伯明翰。甚至几个不同的地方都催促他们立即前往，催促之急以至曾使瓦特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但愿我能有分身术，这样就能同时都照顾到了。”当我们想到他们当时不得不与交通运输方面的种种困难作斗争时，就会发现他们的成就确实是了不起的。从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的意义上来说，他们真是一对理想的伙伴。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互相依靠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信件来往便成为惟一的联系方式。当时往来于伯明翰和康沃尔之间的信件，也许是十天时间。真不知古往今来是否能有任何生意合伙人会有如此大量的信件往返。无论何时只要他们不在一起，他们就几乎每天都要互相写信，而且其中有很多信都是用密密麻麻的字迹写上好几页的。如今，商人却可借助于电话、速记打字员、录音电话和录音机等等。即使周游世界一趟也比瓦特去一次康沃尔所花的时间要短；所苦的事，激烈的竞争把人们折腾得寝食不宁。现在的商人只能挤出时间来口授那些所学的最简洁的套话，这是不会给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自己的个性痕迹的。可是看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博尔顿和瓦特尽管在经商、机械的实际制造和发明方面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完成，也尽管他们要乘坐公共马车、邮车或骑马去进行那些缓慢的长途旅行，但他们却依然抽出时间来把自己每天的工作、想法、希望与忧虑，以及自己的苦恼和难处，写信告诉对方。
除了互相之间经常写信之外，他们俩人还都有着繁重的生意和私人的通信往来。后者包括写信给引擎主顾、许多材料和部件的供应商以及本企业代理人。这些信件都是需要抄写留底的。瓦特对于这种重复劳动的琐事感到极端厌烦。就像往常一样，这种难以摆脱的压力又激发起他的创造才能。他开始用各种墨水混合物和毛面薄纸进行试验，来观察能不能通过这种薄纸铺在新写出的信上加压的办法而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复制品。这种压印出来的东西当然是反的，但由于纸张很薄又未光润过，所以能够从背面看清楚。经过两个月的试验，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1779年6 月28日，他在给博尔顿的一封信里附上了一些样品。接着，瓦特还设计出了两种压印机，一种是圆辊式的，另一种是螺杆式的。这种复印法和这两种压印机都在1780年2 月获得了发明专利。
博尔顿对这些发明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同瓦特和詹姆斯。基尔三个人合营，成立一个专门制造这种压印机的新企业——“詹姆斯。瓦特公司”。
该公司还供应这种特殊的粉墨。这个公司起先只生产圆辊式的压印机，后来又制造螺杆式的，以便用它来印书籍。博尔顿曾带着一台新的压印机到伦敦去向议员、银行家和城市里的商人们进行了示范。他们当中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银行家们对于博尔顿的示范感到大为惊慌，认为这种设备将会引起大量的伪造行径，但是这种无稽之谈，很快便被这一发明的明显好处所压倒，而且这家新建的公司在头一年就销售了150 台压印机。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瓦特的这一发明成了办公室的通用设备之一，直到有了打字机和复写纸之后，这种压印机才让位。
必须强调的是，在索荷的引擎经营中一直没有使产品规范化。每台引擎都是根据主顾的需要而单独设计的，并且不断地做了一些零件上的改进。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由于同时接到一批定货，才有可能制造一批规格相等的汽缸和齿轮。因此，压在瓦特肩上的设计任务就是极其繁重的。博尔顿促使瓦特去发展旋转式引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从那些小型碾磨机所得到的专利权税，虽然不高，但是瓦特在设计和计算它们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比康沃尔的那些大型抽水机引擎省劲。瓦特在计算方面使用了一种计算尺，正如有人所说，尽管这种工具不是由他发明的，但他却是第一个使用的工程师。
直到1790年当瓦特搬入一幢新居时，他才在索荷工厂里开设了一间绘图室。在此之前，所有的设计工作都是在他哈珀山的寓所完成的。1781年以前绘制的全部引擎图纸，实际上都是出自瓦特之手，因为尽管他曾一度有过一个名叫威廉。普莱费尔的办事助手，但是瓦特却把他称为“马大哈”，所以是不可能会把很多事情交给他去做的。为了减轻这种沉重的负担，瓦特曾利用自己的新发明来复印图纸。但是用薄纸来复印这种图纸并不切实可行，因为复印出来的图纸是反的。因此在复印后都得将它们标明“反阅”，并且还要用印刷体字母书写，标明尺寸、着色。这是历史上首次把机械复印法应用于设计制图。瓦特还是一个最早在设计制图纸上使用彩色的首创者。在瓦特生活的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利用彩色来表明材料是常有的做法，例如黄色代表铜，蓝色代表铁等等，但是瓦特却别出心裁，用颜色来区别不同的作用，就像当今的某些复杂设备，诸如一座核反应堆和它的热交换器，所用的彩色解说图纸一样。以瓦特的那种复动式引擎为例，他就在图纸上把四个阀门及其有关的部件，都标上了不同的颜色。
当博尔顿在1781年竭力劝说瓦特去研制复动式和旋转式引擎的时候，他意识到必须刻不容缓地说服瓦特雇用一名助理制图员。用“说服”这个词是贴切的，因为瓦特虽然对商业上的交易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回避，但当他遇上技术事务时却极不愿意委托他人。过去曾向他提出过几位可能的人选都未成，直到8 月底，博尔顿给当时在康沃尔的瓦特发了一封信，推荐一位名叫约翰。萨瑟恩的德比郡的年轻人，才算了事。博尔顿写道：
我认为萨瑟恩会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看起来他既随和又非常勤快。他现在正跟随他的哥哥当外科医生，可他却表示尽管他很爱好外科业务，但更愿受雇于您，当一名制图员兼助手，如果您愿意要他的话，我知道他会乐意前来的。他的画还算整洁。
瓦特对这封信的答复小心谨慎，使用了“假如”和“但是”一类的词，这完全是他的典型特征。他答复道：
假如您认为那位年轻的萨瑟恩会是够稳重的，愿意接受合理的年薪而到我们这儿来，并愿受雇足够的时间，那么，我该会很高兴地聘用他为一名绘图员，但是除非他保证放弃音乐爱好，否则，我确信他是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的，因为音乐是惰性之源。
可以确信，当博尔顿看到他最后这一点意见时，定会发笑。不过由于他是个既深谙世故人情又极为宽宏大量的人，并且对詹姆斯。瓦特的了解又是再透彻不过的，所以他是决不会一本正经地去对待这种荒唐的怪癖的。对此他以豁达的态度一笑了之，作为对这位天才所付的部分代价而承受了，而且他也决不会因此就减少对这位古怪伙伴的非常真挚的感情。
约翰。萨瑟恩以三年的合同期加入了这家合伙企业，而且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815年去世为止，享年57岁。他不仅证明自己是一名极为能干的制图员，而且也是一位具有非凡的理解力、耐心和机智的人。因为瓦特这位主人是极难侍候的，特别是当他患消化不良症时，经常与剧烈的头痛病并发，这就使他叫苦连天。另外，在技术问题上，瓦特也是固执己见的，而且几乎到了顽固不化的程度，在这方面，萨瑟恩总是在自己家里把他主人的设想记录下来，并且比包括博尔顿在内的任何人都更加支持他的主人。而萨瑟恩也似乎已在潜移默化中沾上了瓦特那一丝不苟的作风，仿佛像戴手套那样自然，在所有这些岁月里，他们都配合默契。瓦特通常是动辄便要挑剔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却从来没有留下对萨瑟恩表示不满的片纸只字。
萨瑟恩的遗体安葬在诺顿王室教堂，在这座教堂的工程界名人纪念大厅里，他将千古流芳，因为正是他才使测定引擎的性能有了完善的方法，并且迄今为止在对所有带活塞的引擎测定时，仍在沿用这种方法。在这方面首先采取步骤的是博尔顿，他曾建议在冷凝器上安一个水银计，来测量那种内在的神力。瓦特曾对这种装置的缺点，做了如下的描述：
这种仪表，仅适用于测定冷凝器内排气的程度，而冷凝器内的排气程度变化并不大，由于水银的振动因而使测定引擎冲程在汽缸内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排气情况变得非常困难，即便不是不可行的。
因此，瓦特后来改用了一个小圆筒和活塞，并在活塞上装一根指针，指针在刻度盘上移动。连接由弹簧控制，当完全真空的时候，指针就指在刻度盘的零点上。水银计是用来校准盘上刻度的。如把这个仪器通过一条管子，接到一台引擎的汽缸上，在整个冲程过程中真空所出现的每一英寸的变化，就都由指针记录下来了，当然，把这种仪器稍加改进，便可以用来记录超过大气压的压力。
虽然这是一项改进，但是移动的指针仍然不能做出准确的记录。因此萨瑟恩用一枝铅笔来取代指针，并且还用了一块载有指示卡片的活动板，来代替瓦特的刻度盘。起初，卡片板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但是萨瑟恩很快便对这个仪器做了改装，从而使卡片板在每次活塞摆动到头时就改变了方向，结果铅笔记录下来的压力图，是一条封闭回线，而不单是一条连续线。铅笔就这样来回移动，使得在各个连续冲程中发生的任何压力变化的平均值更容易读出来。1803年1 月，在索荷的一台引擎上记录了第一套指示卡；这家商行很快便收到了很多顾主急需这种指示仪的定单，因为它能够如此灵敏地掌握引擎的运转情况。
模范的萨瑟恩是否能瞒着令人扫兴的瓦特继续保持自己对音乐的爱好，我们不得而知。瓦特曾经一度靠着音乐家们的生意谋生，但是他可能把这段往事忘了。他对于艺术所持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漠然态度，好像是来自一种清教徒式的不信任和怀疑。然而，同他的许多同乡有所不同的是，他的这种清教徒的习俗看起来即使是误入歧途，也并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教义所致。在与他同代人的记载中，除了他第一次去康沃尔时曾同再浸礼教徒们有过异乎寻常的短暂交往外，似乎就再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宗教活动的材料，即使当他处于极度消沉或伤感时所写的材料，也极少有过提及上帝的名字的祈祷，或者说是敷衍了事。他并不把艺术看作是魔鬼的引诱物，而只把它看作会使人入迷的东西，就好像那种使他常常丧失工作能力的烈性酒一样，音乐也诱使人们脱离正经的生活事务。他对体育和优越生活的态度也大致相同。
甚至他对大自然的美景，也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
瓦特这种暗淡的人生观，无疑是从他的圣约派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在他身上，宗教信条的主流已经枯竭。他们不接受上帝存在于世上万物之中的观念，而代之以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通过严峻的斗争去闯过逆境，而那冥冥之中的上帝则坐观和鉴定他们的种种努力。从这种把上帝看成对世界无能为力的观点出发，离不信上帝只是短短的一步之隔，几乎是怀疑一切了。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模模糊糊抽象的概念，但是“生活奋斗”却依然是十分现实的。而瓦特这一代人则通过他们自己获得的知识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取代原来的神授地位，并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失落感。对科学的探索成为新的主流，于是，由于知识这一巨大动力的促进，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诞生了，瓦特的蒸汽机，则成为最有力的象征。绝非偶然的巧合，瓦特在几次极度悲观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项新的发明，或者重新加紧他的发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把工作视为自己的惟一乐趣之外，就是和那些同他一样勤于思索的人谈论科学问题。
这种新动力的波及面甚广。由于交通的困难，伦敦当时还没有任何垄断集团，每个主要地方的中心，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圈子，正是由于这一点，瓦特的生涯才走上了一条幸运的道路。正是同格拉斯哥教授们那催人奋进的伙伴关系，才激励了瓦特去进行最初的蒸汽试验；当他迁居伯明翰之后，他成了在这些学术团体中最著名的“月亮社”的成员。关于瓦特的政治态度和“月亮社”的情况，留到下一节去专门介绍。
当瓦特最初与博尔顿合伙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欠佳，而且又没有资金，只有一身债务。在开始领到引擎专利税收入中应得的份额之前，他靠着博尔顿给他的一笔年薪生活，而这笔钱则是博尔顿从他另外一项生意中赚来的。
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1787年，正当引擎生意的成功得到了保证，引擎专利税收入正在源源不断而来时，这两位伙伴的处境却颠倒过来了。由于操劳过度而使健康状况明显下降的并不是多病的瓦特，反而倒是那位以其充沛的精力长期支撑他们俩的博尔顿。此外，当如今成了阔佬的瓦特，有能力按照塞缪尔。怀亚特的设计，在希思菲尔德为自己建造一所高级住宅的时候，他的合伙人却由于经济拮据的压力而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既然博尔顿在他们的合伙中占有2/3 的股份，所以人们也许会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感到费解，但是必须记住，博尔顿和瓦特不同，他除了引擎生意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商业股份，并且在金融事务方面他一向是胆大敢为的，而瓦特则总是小心翼翼。
在他们合伙的活跃时期，他大大地增加了自己所承诺的义务，例如，他曾在康沃尔的矿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引擎生意有利可图。这种措施对于引擎在康沃尔的销售，无疑是有帮助的，并因此使他本人和合伙人都能间接受益，但是这项投资的直接利润却不多，两者平衡起来，他本人可能还要赔钱。
这位不屈不挠的博尔顿，终于克服了困难。经过长期的休养后，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恢复；他的偿付能力也有了起色，他的最新企业——在索荷建设的一家造币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恢复是由于他自己个人的努力而取得的。瓦特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他的合伙人眼看就要在财政危机的汪洋大海中覆没时，不但没对这位曾经拯救过自己的恩人助一臂之力，反而还把自己的引擎专利税收入紧紧攥着不放，并稳稳当当地去进行投资。这一点固然会大伤博尔顿的感情，但也充分说明了他那高贵的品质，他从未指责过瓦特的忘恩负义，因而在他们之间也绝没有怀疑的裂痕存在。
虽然在1800年引擎的发明专利权期满之前，他们并未终止合伙，但实际上在他们各自的儿子于1794年10月被吸收入伙之后，博尔顿和瓦特便开始从积极参与的引擎生意中，逐渐退了出来。从那个时候起，这家企业的名字便改为“博尔顿和瓦特父子公司”。后来瓦特后妻生的小儿子格雷戈里。瓦特，也被接纳入伙。为了有助于过渡并弥补年轻一代的经验不足，最后把老练的威廉。默多克从康沃尔调了回来。他像往常那样令人信赖地接管了这家工厂的日常技术指导工作，并且在1795—1796年为引擎车间进行的大规模的扩建工程中，起了领导作用。这次扩建使得这家企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引擎制造厂，而在瓦特比较活跃的岁月里，在索荷的实际产量却是非常有限的。在转向叙述对瓦特的引擎专利的非难以及他的暮年生活之前，应该更仔细地了解一下索荷的情况。因为有许多年那里一直是他活动的中心。它为其他的机械工程师们开辟了一条可以追随的新路，因为正是在那里和偏僻的康沃尔引擎机房里，瓦特及其助手们进行了无数次拼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而这些难关在别人看来则往往是不可逾越的。
4.月亮社
詹姆斯。瓦特是一名科技人员。他终生迷恋的是他所从事的技术事务；他博览群书，读的也是与他的专业有关的著作。在政治上，可以说他是一个门外汉。
从瓦特的家世传统来看，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属于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他们基本上是靠本事吃饭，也通过参与商务活动而使自己变为小有产者，在有了一定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他们也没有放弃“升官发财”的机遇。尽管官职不大，也没有“官运亨通”，但却有助于巩固他们的乡绅地位。
瓦特的爷爷托马斯。瓦特，是为了躲避保皇党人的疯狂报复，才抛弃了他的学业，在年轻的时候便离开了他的故乡阿伯丁市，随着逃难的人群流浪到苏格兰西南部的小港口城镇卡茨代克。他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共和派、反对保皇党的。
瓦特的父亲老詹姆斯。瓦特，是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出生的，小时候跟着他父亲读了一些书，也跟着木工师傅学了一身手艺。到了而立之年，他便在格里诺克市独立开业，经营着一座木工造船作坊和船运贸易业务。他在仕途上似乎比他父亲略胜一筹，托马斯。瓦特只当过伦弗鲁郡（卡茨代尔和格里诺克两个小港口城市，当时都在它的辖区）的参议员；而老詹姆斯。瓦特则曾担任过格里诺克市的市参议员和市长等地方官职。英国当时的这类“芝麻官”，大多属于被乡绅们推选出来的公职人员，一般说来，他们只有按章办事的义务，没有谋取私利的实权。老詹姆斯为人厚道，处事公正，并不善于钻营。他的一生虽曾混迹官场，但基本上是生意人的一生。
到了小詹姆斯。瓦特出生的时候，英国已经改朝换代多年了。总和资产阶级政治集团作对的斯图亚特王朝，在经过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之后，终于和平地结束了它的统治地位，开始了一个能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合作的汉诺威王朝时代。这个王朝的国君们虽然名义上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是徒有虚名，国家的统治实权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至今的道理。
不过，任何统治集团都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斯图亚特王朝结束之后，这个王朝的王子王孙们仍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宝座。首先是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在法国集聚了一批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先后于1715年和1719年发动了两次叛乱，企图夺取王位。值得庆幸的是，这两次里应外合的武装复辟叛乱，都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接着，詹姆斯二世的孙子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又在国外纠集了一批旧王党势力，于1745年7 月在苏格兰登陆之后，很快便扩大了队伍，并且攻占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同年11月，他曾率领5500多人进攻英格兰。直到第二年4 月，这支叛军才被新王朝的军队彻底打垮。
瓦特当时是个10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了王军和叛军在他的家乡格里诺克的战斗情况。在打退了叛军之后，由于谣传说查尔斯。爱德华亲王在格里诺克登陆并隐藏在这一带，所以，王军曾进行过一次挨门挨户的大搜查。结果是没有把这个叛乱首领捉到，他在苏格兰詹姆斯党人的掩护下躲藏了几个月，最后于1746年9月乘船逃回法国。毫无疑问，那些留在英国的詹姆斯党人，后来遭到了王军的残酷镇压。十多年后，当詹姆斯。瓦特作为一名测量人员在旧王朝的大本营——苏格兰北部山区工作时，仍可以看到当年由于参加叛乱而惨遭镇压留下的后果，例如人口减少、房屋被毁及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情绪等。
瓦特所亲眼看到的这些情况，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生性胆小怕事的瓦特，很早就认为政治是可怕的，战争更是残酷的。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取得战争中的胜利，政府和那些政客们可以不择手段。他在伦敦学徒期间经历的抓壮丁场面，难道不正是当时的王国政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吗！他们把人抓去送到前线当炮灰，为的是同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这里又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可言呢！
瓦特决心远离政治，潜心于他所心爱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瓦特最不愿干的事是同政界人士打交道。但是，为了专利权申请和打官司，又不得不向那些傲慢的议员和法官讨好。也许是因为他对政治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厌恶感，所以直到在他的晚年功成名就的时候，当局准备封他为利物浦勋爵的准男爵勋位，这在别人眼里是一项求之不得的殊荣，而他却一口拒绝。在英国只要有了这种勋爵身份，就算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当今英国上议院的全体议员，就是由国君封赐的全体勋爵组成的，所以又叫贵族院。而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下议院议员，则称为平民院议员。
然尔，瓦特一生中害怕政治，却又总是超脱不了政治。就连他在伯明翰生活期间参加的“月亮社”，尽管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学术团体，却也难免鱼龙混杂，最后还是陷入了一场中去，险些遭到血腥的镇压和“暴徒们”的袭击。这是瓦特所始料不及的。
这个社团之所以取名为“月亮社”，是因为他的成员们在每个月满月的那天聚会，以便能借着月光回家。由于每个成员轮流招待其同伴，博尔顿便经常搞这种招待会，而瓦特在定居哈珀山之后，也仿效了这种做法。这种聚会是很不正式的，看起来这个团体的主要创立者是威廉。斯莫尔，他对瓦特的友情确实忠贞不渝，同时也是瓦特与博尔顿结识的介绍人，他于1775年过早逝世，这对他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博尔顿在给瓦特的一封信里动情地写道：“倘若不是还有一些让我寄托感情的对象存在，那我也会愿意住进亡人天国的。”定期参加“月亮社”活动的成员还有伊拉兹马斯。达尔文，乔赛亚。韦奇伍德，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维尔，科学家及发明家塞缪尔。高尔顿、詹姆斯。基尔和洛弗尔。埃奇沃思。每个成员在参加活动时可以带一名客人，在这里经常出现的客人中包括有约翰。斯米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和威廉。赫谢尔爵士。
从达尔文有一次由于工作繁忙不能与会而写给博尔顿的一封道歉信里，可以看出这个社团的聚会性质，以及成员的渴望参加这些聚会的热情，他写道：
很抱歉，由于死神带着疾病来访问人间，并因此同医生们展开了一场持久战，因此我今天不能到索荷去同您的那些贵宾相见。天哪！有多少发明创造，有多少智慧，有多少妙言佳句，何等深奥、科学而又辉煌灿烂！他们都将在您那批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宾客之间，好像打羽毛球一般，你来我往，令人目不暇接，而可怜的我则作茧自缚，不得不把自己关在一辆晃荡拥挤的邮递小马车里，在皇家公路上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同胃疼和发烧进行搏斗。
另有一次，当轮到瓦特招待这批成员时，他给达尔文发出了如下的邀请：
我请您记住，您曾允诺在下星期一来我家同各方学者共同进餐……由于您的鼓励，要对一本新书提出严厉的批评；并将对热到底是不是燃素和空气的化合物，以及究竟火发出的热能不能由镜子反射出来的问题做出结论。我向您提出一个友好的预告，您会发现无论您发表什么意见都将深受欢迎……如果您想谦虚求教的话，人们也许会告诉您光是由什么构成的……
当瓦特在1781年1 月初写这封信的时候，“狂人学社”——他们有时以此自诩——刚刚吸收了一名极有前途的新成员。此人就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博士，他曾于1780年在伯明翰被任命为长老会新会馆的教长。普里斯特利是当时那种变革精神的代表。他掌握多种语言，对学术研究有着满腔的热情，在追述真理方面，他把自己比作猎狐成癖者。他被公认为当时化学研究方面最有经验的专家，他兴致勃勃，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他似乎使这个社团的所有成员都涉猎化学。甚至连忙得不可开交的博尔顿和瓦特，也开始试验起来。当博尔顿在康沃尔进行一次长期访问时，曾在一封信里描述了他在科斯加恩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实验室的情况。
普里斯特利对研究水的构成所做的试验，使瓦特很受启发。后来他在1783年写给普里斯特利的一封信里，宣布了自己的结论，水是由他称之为“脱燃素的空气”（氧气）和燃素（氢气）构成的。本来普里斯特利打算将瓦特的信附在一篇论文里提交给皇家学会的，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时，亨利。卡文迪什就在该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中，宣布了这一相同的发现。这在瓦特和卡文迪什双方的支持者之间，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同后来关于到底是乔治。斯蒂芬森，还是汉弗莱。戴维首先发明了矿工用的安全灯的争论，情况非常相似。很明显，在这起争论中所涉及的发明和发现都是不约而同的。当处在所有出类拔萃之辈潜心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时期，出现这种巧合是难以避免的。
根据当时提出关于英国应该采用公制的建议，我们会很有兴趣地注意到，瓦特在试验水的构成时，十分抱怨两种量制的共存所造成的种种困难，并且竭力为赞成磅量制的十进位算法而进行辩解。
虽然“月亮社”的宗旨是科学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但不可避免的是其成员普遍认为应解放思想，这在当时则是具有革命性的，他们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到那时人类会因为科学上的种种发现而获得解放，而那传统的宗教和世俗的等级制度，则将在无情而又明晰的理性之光面前像影子一样消失掉。尽管腥风血雨的法国革命事业在众多人的脑海里播下了第一批怀疑的种子，但他却不怀疑他们所奉信的理性之神会成为一个诉诸武力、“实行暴政”专横跋扈的可怕君王，“月亮社”的成员们曾为法国革命的爆发和巴士底狱的攻克而欢呼，认为这是自由与理性的胜利，是“君王统治权和教士统治权”的末日。特别是普里斯特利更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雅各宾派的公开支持，虽然使他在下议院遭到了伯克的谴责，但法国的革命者们却授予了他法国公民权，并且推选他为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而博尔顿和瓦特则谨慎得多，他们的政治观点隐而不宣。然而，1791年7 月14日，在伯明翰爆发的那场“教堂与国王”的骚乱却使他们大惊失色，因为其矛头是专门指向“月亮社”成员和非正式成员的。
在举行法国革命两周年的公众庆祝宴会上引起了骚乱，不幸的普里斯特利成了第一个受害者。“暴徒们”在抢劫和焚烧了长老会的新旧两处会馆之后，接着又冲进他在费尔希尔的住宅。他的房屋、实验室、仪器和他20年的研究记录统统都被烧掉，但是总算幸运，这位博士和他的家属们由于接到警告，所以在“暴徒们”到达前半小时就逃走了。此后的抢劫和焚烧持续了整整三天，在所有这段时间内，索荷工厂戒备森严，用滑膛枪武装起来的忠实雇员守卫着。这两位合伙人系“月亮社”成员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某些职员，其中包括那位谨小慎微的萨瑟恩，也曾出人意外地公开表示了对共和派的同情，然而十分奇怪的是，索荷从未受到过威胁。当军队终于赶来恢复秩序时，瓦特必定会深深地松了口气，得到了安慰。
“月亮社”在这场浩劫后，虽然又继续存在了几年，但它不过是名存实亡而已。普里斯特利移居到了美洲；乔赛亚。韦奇伍德和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则都在该世纪终结之前先后去世。幸存者也都上了年纪，当年那种渴求知识的热情渐渐变弱，但他们对当年的回忆和传统却难以磨灭。1809年，有一位名叫伦纳德。霍纳的人，在参观索荷后写道：“月亮社”留下的痕迹，以及他人对它的那些引人瞩目的成员的清晰回忆，是非常有趣的。他们造成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还向后人表明了他们那种追求科学和自由探讨的精神，甚至还表现出了那种对卫理公会派、托利派以及喜功好利者相勾结势力的反对立场。看来，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是谁也无法离开政治的。一生谨慎的瓦特，没能完全超脱政治，而他那个意气风发的儿子，在政治上就更加激进。
瓦特的儿子詹姆斯的活动增加了瓦特的焦虑。同博尔顿的儿子马修。罗宾逊。博尔顿一样，小詹姆斯。瓦特也注定要步其父亲的后尘，他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也正是为这一目的进行的。15岁时，他在伯沙姆约翰。威尔金森的铁工厂学习了一年，经过这段实际训练后，他去日内瓦的一所学校继续深造。
当他在1788年回到英国时，在博尔顿的建议下，他被送到曼彻斯特的一家制造粗斜纹布的企业——泰勒和马克斯韦尔公司学了为期两年的簿记和商业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年轻人在缺钱花的时候，他写信向慷慨的博尔顿而不向他父亲要，有一次他向博尔顿写信要钱时，告了他父亲的状，他说：
我目前同我父亲的关系可能最好的，但是如果我把我的各种需要都告诉他，那我就不知道后果会是怎样……也许他自己从来就不是年轻人，因此他并不懂得伴随我这一生活时期而来的一些必不可少的花费，在这一时期必须交结朋友，并且做起事来不愿同别的年轻人格格不入等等。
小詹姆斯。瓦特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位激进的共和党人。1792年他曾代表曼彻斯特的宪章学会到巴黎去作了一次演说，对雅各宾俱乐部表示祝贺。他很快便同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交往密切，在一次丹敦和罗伯斯庇尔之间发生的口角中，他站在丹敦一边进行斡旋，从而制止一场决斗。他因此而招来了罗伯斯庇尔的敌意，并在议会里攻击他是皮特的奸细。小瓦特针对这种攻击为自己进行了出色的辩护，赢得了议会的支持，但是他意识到由于树立了这样一个可怕而无情的敌人，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于是逃往意大利。
当他在1794年终于设法回到英国时，他父亲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共和党的几个学会的一些成员已经被关进了伦敦塔监狱，人身保护法不久也中止了；当国王的亲兵在伯明翰出现并开始逮捕共和党的同情者时，人心惶惶，惊恐不安。瓦特在给博尔顿的一封信里，向他征求意见，让儿子出国到丹麦、挪威、德国去。然而，结果并没有对小詹姆斯。瓦特采取任何行动，他终于能够回到伯明翰，在那里全权负责拷贝印压机的产销业务。由于他在商务方面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能，所以很快便作为合伙人，同马修。罗宾逊。博尔顿合作，从事当时正处于兴盛时期的蒸汽发动机制造业务。
瓦特家族的4 代人，都是主要从事技术和商务工作的，但又谁也没能超越于政治之外。他们本身就属于“中产阶级”，自然会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支持者。人与政治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欲罢不能，难舍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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