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1 月25 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正式拜会了蒋介石，蒋介石仍把罪责推到新四军指挥员身上，说新四军不服从他的命令，不承认最高统帅，破坏了国共协定。潘友新指出：在与外敌斗争的情况下，不是争论谁是谁非的时候，而是要拿出政治家的决心，表现出政治责任感来，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平解决内部冲突。并且提请蒋介石注意，进攻新四军将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这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后，崔可夫开始关注的问题，是蒋介石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同的关系？会不会同日本侵略者勾结？中国能不能以大局为重，维护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引起中国及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央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克制态度，未采取任何报复行动，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孤立，不得不改弦更张，暂时收敛起的气焰。
皖南事变使崔可夫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性也更为注重了。但是，他还有许多其他事务，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的对比，经济、财政以及其他情况都急需他去分析、去了解，尤为关键的任务是：探明蒋介石对抗日的真实态度以及日本在1941 年的作战计划。
要想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离不开情报。崔可夫就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后，除了参加每周由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外，还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情报网络。为了使这一情报网络的工作行之有效，崔可夫系统研究了在重庆和中国各地、各军队里供职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在重庆，崔可夫从沃尔根师长及其他顾问那里得悉，由于一些军事顾问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传统，他们同中国国防部官员及各地的中国将领关系不融洽，大大削弱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的活动纳入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轨道，崔可夫带领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的认真扎实的工作。
崔可夫利用其官邸与国防部长、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和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相邻的便利条件，尽量与他们搞好正常的业务关系。他的助手福明、安德列耶夫能讲流利的汉语，与中国进步人士有很多联系，因此可以体察民情，深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由于崔可夫有广泛的情报来源，使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奥秘、军队的状况、民众的情况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崔可夫发现：蒋介石统管着中国的全部军事组织，崔可夫通常称他为元帅。1941 年他统率着290 个步兵师、14 个骑兵师、22 个炮兵团、6 个迫击炮团及其他各种部队，军队总数为385.6 万人。按人数算，日军兵力几乎超过了中国兵力的一倍，而且中国的有些军、师是仅有番号的空架子。
蒋介石的部队里有许多军事顾问。苏联的军事顾问遍布除部队的各个战区，在分配国外购买的或国外援助的武器时，蒋介石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的军队因被视为其潜在的劲敌，什么武器也得不到。崔可夫作为驻华顾问，从团结国民党抗日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此不予干涉。因此，多是靠缴获日军武器来装备自己的部队。
崔可夫根据自己统领的驻华军事顾问提供的材料，对国民党军队的状况有颇深的了解，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的配备、战斗素质、士气都很低，很多士兵仅是为混碗饭吃，混几个铜板花，战斗力低。
军队的物资保障很差，士兵享受不到足够的物资给养，许多普通士兵穿的是草鞋，5 个人合用一条毯子睡觉。有些士兵不得不全凭自己养活自己；卫生条件极差，加上饥饿往往导致疾病流行，士兵死亡；军官和下级指挥员多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对士兵态度粗暴，士兵常常遭体罚，伤员受虐待；军队里营私舞弊盛行，侵吞公款成风，团长和师长根据花名册领取军饷，而花名册同部队的实际人数相距甚远，有的甚至靠安葬费发财。为了直接了解士兵，崔可夫曾亲自下连队参加部队的训练，使他对国民党士兵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军队纪律颇好，士兵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精神令人吃惊。但使崔可夫不得不惊佩的是，虽然前方和后方物资状况十分恶劣，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选择的消极抗日策略尤为不满，对总司令部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能力非常怀疑，但是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仍然保持着，那些物资生活极端困难、对总司令部结束战争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中下级军官仍主张采取坚决措施结束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崔可夫在重庆的一年，是重庆最艰苦的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迫使蒋介石集团投降，征服整个中国，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连续轰炸。这里没有像英国皇家空军那样的空军部队，也没有足以抵御敌机轰炸的防空火力网。由于日军连续不断的轰炸，人民的苦难越来越深重，人们越来越疲惫，加上战乱引起难民涌入，使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的重庆陷入一片混乱，人民生活之艰苦、环境之恶劣、衣食之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除了财政部长以外，没有一个胖子。”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抗击着日军，顶住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轰炸。
崔可夫还详细考察了蒋介石和军阀们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军阀们虽然在形式上隶属中国武装部队之列，归蒋介石统一指挥，但并不听从蒋介石的调遣。1940 年以来，由于英国、法国在欧洲的失败，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这些大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锐减，并在远东推行绥靖政策，蒋介石仿惶于十字路口。他害怕中国及其日益增强的武装力量，投降日本意味着失去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成为卖国贼，而且日本己在满洲立了溥仪，在华中扶持汪精卫。蒋介石决定奉行观望政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对付及其武装力量。
国共两党之间由于政治分歧也影响了它们军队的协同作战，崔可夫与和八路军、新囚军没有建立直接的经常的联系，但与周恩来等保持着一定联系。他常常只是根据国民党的反应和周恩来在重庆的活动来判断中国的政策，因此对中国的认识有许多误解之处。崔可夫认为，国共两党矛盾颇深，国民党的军队对陕甘宁特区严密封锁，随时准备对它发起决定性的进攻；百团大战后，中国的主力实际上已停止对日作战。崔可夫甚至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与日本占领军军官保持着某种联系。的目标已不再是和侵略者作战，而是尽可能积蓄力量，改善自己部队的装备，扩大新的根据地，想在将来夺取整个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只是第二位的。
崔可夫竟然称国共两党军队的冲突，蒋介石、都有责任。
在华期间，崔可夫还广泛接触各国的外交使节，大量收集情报。他与美国驻华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进行了多次会晤，双方就蒋介石恶化同的关系、评价“新四军事件”、欧洲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巴雷特赞赏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指出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对国共两党的矛盾表示不安。同时，巴雷特提醒崔可夫，德军正开始把军队从法国以及德国西部地区调往东线，随时都有可能进攻苏联。巴雷特直率的谈话博得了崔可夫的好感，同时他也意识到，巴雷特上校调门的改变正说明美国对日本南进的动向已感不安，准备放弃其“远东慕尼黑”政策。
美国在对待国共两党冲突的问题上，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希望蒋介石放弃对军队的敌对行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牵制日本军队于中国战场。他们还想与苏联达成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付来自法西斯国家的威胁，崔可夫将这一新的动向立即向苏联政府作了汇报。
此外，崔可夫还与法国维希政府的驻华武官冯伊上校建立了信任关系，从冯伊上校处，崔可夫可以分享他通过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那里得来的各种情报。冯伊上校所提供的1941 年春关于印度支那的一些情报，对引起崔可夫关注南方局势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局势起了很大作用。冯伊上校告诉崔可夫，日军正在法属印度支那四处渗透，已占领了昔日法国殖民地的大部分省份，建立了军事基地、机场，并向那里运送了大批武器。冯伊所提供的情报为崔可夫准确判明日军企图发挥了颇大的作用，对于促成苏联政府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避免两线作战有直接影响。
崔可夫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总是迎合中国官场中的老传统。他与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接触时十分小心，认为“他们容不得批评，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评”。
每当国民党将领制定出一个军事计划时，即或是漏洞百出，崔可夫为不给自己树敌，从不在公开场合指出来，而是满口称赞，称之为“天才的、无与伦比的设想”。当然，崔可夫也有他的补救措施，常常以所谓说明的方式对计划予以补充，为了与国民党将领合作成功，崔可夫要求他的部下们也遵循这些原则。
崔可夫就任蒋介石总军事顾问期间，制定过不少军事计划，但这些计划往往难以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只有部分意见为蒋介石所吸取。1941 年5 月，日军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对山西南部发动了进攻，崔可夫提出，应组织第一、第二和第八战区军队的协调行动，共同抗敌。但蒋介石因担心削弱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没有采纳崔可夫的建议，第二、第八战区均无作为，结果山西西南部的国民党部队被击溃，日军威逼黄河、洛阳，西安有陷入敌手的危险，第一战区将很可能全军覆灭，第五战区的左翼受威胁，整个中南地区亦有陷入敌手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方采纳了崔可夫加强黄河南岸的防御，将汤恩伯部调到洛阳的建议，稳住了战线。
进入1941 年夏天，崔可夫率总军事顾问处的工作人员协助国防部开始准备宜昌战役的作战计划，目的是粉碎驻守在宜昌—荆门—荆州三角地带的敌军，占领宜昌市并把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几个军开到直通汉口的地带；第三、第九战区的部队开赴长江岸边，切断敌人的主要交通线。为了切实制订好这份计划，崔可夫带着他的助手和翻译深入前线巡视了3 个星期，实地了解地形、部队等情况，随后回到重庆，向何应钦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指出：沿长江通往重庆的防御十分坚固，日军无法从陆上威胁重庆。第六战区陈诚的部队完全可以转入进攻，并具体阐述了进攻的战术。后来何应钦又将崔可夫的报告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颇为欣赏这一报告，这一报告后来在策应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941 年9 月，日军为再次打击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解除其对武汉的威胁，调集4 个师又4 个支队的兵力与第一、第三飞行团和海军第一分遣支舰队协同，由岳阳以南向长沙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崔可夫和他的顾问团拟制了反击计划，对粉碎日军的进攻也起了一定作用。
进入1941 年夏天，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迹象已日益明显了，苏联政府面临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下一步将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何方？会不会在苏联的远东挑起战争？苏联能不能避免两线作战？为了弄清这一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苏联政府指示崔可夫和驻华大使潘友新，迅速探明日本下一阶段将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哪里？
崔可夫和潘友新接到政府指示后，立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这凤紧云骤的紧要关头，带着各式各样目的的情报纷至沓来：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把汽车涂上一种特别颜色，进行进攻苏联的伪装准备；日军正从中国华北经大连调往满洲；大批技术装备，其中包括坦克正调往汉城等等。形形色色的情报似乎在论证一点，日军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向苏联远东。
但是，崔可夫从更广泛的视野考察了1941 年夏以来的形势，认为：就德、日、意三国订立的《产国际协定》看，日本很可能与同盟国协同进攻苏联，而且，日本也作过进攻苏联的准备。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就以满洲—朝鲜为跳板，准备侵入苏联远东。它们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地带设有18 个防区，1939—1940 年，关东军的数量也由9 个步兵师增加到12 个步兵师，兵力达35 万人，1941 年，关东军总部又在扩大师的编制并用新式武器装备部队，而且满洲国和内蒙古傀儡政府的军队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不排除日本与德国同时或者在德国侵苏有利的条件下侵入苏联远东的可能。
但是，综合分析各种情报，崔可夫则倾向于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于北进的判断。因为日本没有足够的铁、煤、石油、锡以及诸如此类的原料和战略资源，它要想打大战，又离不开这些东西，这样、日本很可能在对手主力被牵制的有利时机，攻击资源丰富而又防御薄弱的地区。苏联远东有丰富的物产资源，的确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但是，日军在张鼓峰、诺门罕挑衅的失败，使日本政府不敢轻举妄动；而东南亚地区因法国败降，防御空虚，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并使其在南方的海、空军基地逐渐扩大，加上1938 年占领的广州、海南岛、海防港等，日军在东南亚下手的时机日益成熟了。
中国方面向崔可夫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杨轩成将军多次向崔可夫明确指出：关于关东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所有议论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日本由于陷足中国，耽误了夺取南方的战略资源，而没有这些资源，日本就不能认为自己作好了同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进行大战的准备。而且从孤立中国的目标出发，日本更可能将兵力投入南方，以切断英、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从兵种的分配和兵力的分布情况看，日本南进的企图到1941 年年中已日趋明显了。日本苦心经营，发展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巨大的海军如不投入南方，那就只能是搁浅的巨龙，无法发挥作用。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渲染北进时正悄悄地准备发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作——向南攻击。1941 年3 月的事件也证实了这一点。
1941 年3 月，一架载有一名日本海军将领的飞机在飞越广东上空时失事，日本海军将领及其携带的全部文件均落入游击队之手。崔可夫很快从国民党参谋总部获悉了这一情况，并得知缴获的文件具有重大价值。
崔可夫当即决定，以军事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索要这一文件。蒋介石告诉他，这些文件尚未送到他手中，还在途中，何时送到也不知道。正当此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经满洲去德国，准备在莫斯科逗留，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相互关系问题进行重要谈判，为了使莫斯科方面在与松冈洋右外相会谈时能了解真相，崔可夫将这一情况致电莫斯科，莫斯科方面要求崔可夫：尽快搞到文件，并火速送往莫斯科。为了赶在松冈洋右到达莫斯科前得到这一文件，莫斯科方面特派出专机到兰州待命，随时运送这一文件。经多方努力，崔可夫很快将这一文件弄到手。崔可夫发现，该文件的确具有重大价值，日本准备以海防、海南岛为军事据点，作为南进基地，从而从日本的正式文件中证实了日本南进的企图。崔可夫复制完后，立即把它和自己关于日军下一步行动方向将转向南方的预测一起发往兰州，然后从兰州用专机送到莫斯科。崔可夫的这一情报，对苏联领导人确立苏日关系起了重要作用。1941 年4 月13 日，在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时候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稳住了远东。
1941 年6 月22 日，法西斯德国开始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侵入苏联。身处中国的崔可夫心系苏德战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他倍感责任重大。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已张开魔爪的日本海、空军大规模突击部队以及未投入到中国的陆军在没有真正向南进攻之前，其动向仍是崔可夫急需密切关注的焦点。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没有马上决定甫进，而是密切注视着欧洲事态的发展。以此决定是攻打苏联还是在南方进攻英美。1941 年7 月5 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批准了名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计划，使苏联远东的局势骤然紧张。1941 年9 月，日本最后作出决定，将自己侵略的矛头指向南方。10 月，东条英机就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成为日本国权倾一时的好战狂人。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使日本免遭英美不公平待遇的保护者！”“共荣圈将改善亚洲的形势！”等口号下，日本加紧了南进的准备。对于崔可夫和苏联政府来说，的确可以松一口气了。
1941 年12 月初，崔可夫由于旧伤复发，离开重庆抵成都治疗。12 月6 日，即星期六，崔可夫与美国大使、武官及一些飞行员相遇，双方在餐厅就远东局势作了短暂的会谈。不难看出，美国人对未来的局势很乐观，认为在远东地区一时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此时，日军在长沙地域受挫，手脚已被捆住，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他们才决定来成都静养几天，以排除在重庆的劳苦。
崔可夫为美国人的从容而心惊，难道日本真的不会进攻南方吗？是情报搞错了还是受了欺骗？如果日本真的没有进攻南方，那么发回莫斯科的有关日军将进攻南方的判断将带来严重后果。7 日晚，崔可夫整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下楼吃早点时终于有了新情况，他的空军助手雷巴科夫上校飞步跑来报告，美国人和英国人一夜间都离开了成都，返回重庆。美国人、英国人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崔可夫的注意，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崔可夫急令他的翻译安德列耶夫探问其中原因。安德列耶夫很快找到了一些当地报纸，报纸的号外刊登了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的南进意味着苏联避免了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战场的得与失和美英之间直接联系起来，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地位也更趋重要起来，英美等西方大国开始改弦更张，放弃其“远东慕尼黑”政策，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援助，并且派出大量的军事代表，帮助中国人民抗日。
1942 年1 月，美国政府任命史迪威以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同盟国各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的身份前往中国，力求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支配的中国部队”，“协助提高中队的战斗力”，“提高美国援华物资的作用”，促使中国成为最终“发展成对日发动有力反攻的基地”。2 月13 日，史迪威离开美国赴中国。
身处重庆的崔可夫此时越来越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派我来华时布置给我的任务”，因为“军事顾问处和武官处把中国情况以及围绕中国发生的事件正确地报告了我国国防部人民委员部”。“我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我作为总军事顾问在中国已无事可做。和史迪威将军作顾问竞争是不适当的，甚至是荒唐的，我不能介入，也就是说，不能建议蒋介石或中队参谋总部怎样帮助美国和英国打日本……我不愿意在中国公众面前为中国精锐部队在缅甸因执行美国和英国人的命令而遭到失败承担责任。我想回国投入我国人民抗击希特勒的战斗。”为此，崔可夫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暗示，苏联在华的军事顾问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已无存在的必要，请求中央召回在华顾问。
联共（布）中央转告崔可夫，将很快讨论此问题。就在这时候，崔可夫在重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捅了漏子。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当外国记者问及崔可夫苏联将何时对日开战时，崔可夫因口风不紧泄露了秘密，他说：
只要一消灭希特勒德国，苏联就着手解决日本。1942 年1 月2 日，《新蜀报》发表了这一消息，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苏联政府立即令其驻华使馆照会中国政府，指责《新蜀报》的报道纯系记者捏造，要求该报予以澄清。中国方面指出，崔可夫确实发表过这样的谈话，因此不予辟谣。莫斯科方面见努力无效，故而电召崔可夫回国。2 月下旬，崔可夫乘飞机飞抵阿拉木图，从而结束了他在华的使命。这正是：日军偷袭珍珠港，苏联幸免两线患；可夫信口泄天机，结束使命返家园。欲知崔可夫回国后有何作为，且看下章，便知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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