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贝当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领导人为前凡尔赛市长。此人在美国有不少朋友，很受美国前驻巴黎大使威廉姆，布利特的推崇，在政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活在美国的法国知名人士和移民在造成戴高乐与罗斯福的不和上，确实起了作用。他们中间确有一些移民由于不了解情况，感情用事，心怀不满，或有个人野心，而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罗斯福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他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美国新闻界大多支持戴高乐，反对自己的总统，罗斯福对此也很恼火！
为了消除外界的误会，1942 年4 月1 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它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直接谈到美国政府仍然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维希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子原则。”戴高乐进一步强调说：“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被它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戴高乐最后说：“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它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下了的！”
经过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华盛顿的关系有了迅速的改善，1942 年5 月21 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接着在6 月1 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艾登也参加了。戴高乐打电报给他的驻华盛顿代表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说，现在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 月29 日，英国外交大巨告诉戴高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它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怀南恃与戴高乐共进晚餐，他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这时，丘吉尔正在华盛顿，他正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结果华盛顿于7 月9 日发表了一个公报，给戴高乐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曾于事前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同意，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做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抗战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载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戴高乐对这份公报表示满意，但是，他很快发现它的实际价值很有限，公报宣称，美国愿意同自由法国官员在他们各自管辖的领地上打交道，只要他们在那里行使着有效的职权，但它却只字未提非常重要的其他领地，特别是仍在维希控制下的法属北非。7 月23 日，戴高乐会见了美国陆海军将领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美国驻欧陆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中将，告诉他们盟国在法国领地上登陆时自由法国能够做出的贡献。戴高乐发现他们沉默不语，而且已被“美国心目中的一个新的、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庞然大物弄得不知所措”。
事实上，英国和美国都还没有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作好思想上或军事上的准备，更不用说进军法国了。他们的注意力正转向法属北非，并且对戴高乐将军缺乏信赖之意，国务卿赫尔对自由法国“解放”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的事一直耿耿干怀，忿忿不已。当美国在太平洋的司令官帕奇将军到达新喀里多尼亚时，又出现了新的事件。当地的政客们乘美国人在场的机会企图争夺权利，戴高乐的行政长官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一度被迫到丛林中忍辱避难。1942 年2 月28 日，美国发表声明承认太平洋诸岛上的领地“是在设立于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整个事件才令人满意地结束了。但是，美国人只有在他门别无他法时才与自由法国打交道。
1942 年夏天过去了，戴高乐将军越发注意中东和北非的局势。卡特鲁向他电告，法英两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不断发生争端。戴高乐决定亲自去看看，他亲临前线也许能给他的战斗部队带来些安慰。7 月中旬，他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从此标志他现在不仅得到了海外的，而且也得到了国内的抵抗者的忠诚。7 月底，戴高乐果然把三大抗战组织的领导人召集到了伦敦。27 日，他改组了全国委员会。已经到达英国的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安得烈？菲利普受命负责内政；成功地出使过墨西哥和一些操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雅克？苏斯戴尔被任命力情报委员。全国委员会的事务现在已是井井有条，戴高乐的影响比过去更大了。戴高乐认为他可以离开伦敦了。
临行前，戴高乐拜访了英国首相，双方就英美盟军使用马达加斯加岛的问题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要他注意英美对法兰西帝国——也许在最近的将来——和法国本上的某种做法所引起的对于“我们联盟的危险”。首相认为，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自由法国关心的主要是维护法国对那些领地的统治权，而英国关心的“主要是在于进行战争”。然而戴高乐并不这样看问题。对他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他怀疑英美对法国托管下的领土有所图谋。
丘吉尔对戴高乐的质问十分恼火。他暴躁他说，“你不是我唯一的盟友！”接着又嚷道：“我是法国的朋友！我过去一直希望，现在也希望，伟大的法国有一个伟大的军队。这对于和平、秩序和欧洲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我从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政策！”
“你说得很对！”戴高乐说，“在维希的停战协定之后，你的长处是一直掌握看法国这张牌。这张牌的名字叫戴高乐。现在不要失掉它！如果失掉就大可笑了！因为现在你的政策正日渐成功，而自由法国已经成为法国抗战的灵魂和支柱。”
他们也谈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丘吉尔说：“不要急躁！看看我是怎样能屈能伸，转来转去的。”
“你能那样做，我是办不到的！”戴高乐说，“因为你是在一个巩固的国家基础之上，有团结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帝国，庞大的军队。但是我！我的资源在哪里？可是我，你知道，我是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的，这个负担大重了。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谈话结束时，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前边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有一天我们将去法国，也许就在明年。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同到法国去！”丘吉尔伴送戴高乐一直走到大街上，并一再重复：“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你相信我好了。而且我也尽力说服罗斯福改变对你的看法。”
珍珠港事件后，在日本进攻的压力下，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较前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尽先满足美英的要求，唯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1 月15 日，美国务院给自由法国在华盛顿的代表团一份备忘录，明确了美国准备承担的义务，内容是关于“尊重大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1 月23 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打电报给戴高乐说：“美国和英国的参谋长，鉴于新喀里多尼亚的重要性，想依照1 月15 日备忘录中规定的条件，采取加强防御的步骤。”赫尔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
随着这些动议之后，双方进一步采取了具体的措施。2 月25 日，戴高乐通知达尔让利厄将军：“太平洋美国陆战队司令帕奇将 军已奉命到努美亚，应和他以最友好的精神直接协商统一指挥问题。”3 月6 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换情报和讨论作战问题。3 月7 日，美国政府请求在吐摩图群岛和社会群岛建立基地，戴高乐答应了。这样，战争迫使美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
但是，美国和英国在北非谋划的“火炬”战役却对戴高乐“保密”。尽管如此，某种军事行动正在计划中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了，丘吉尔在开罗时，已任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总司令，不久，蒙哥马利将军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坦克和飞机的集结从未中断。8 月27 日，戴高乐致电他在伦敦的委员会，宣布了他的结论：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
欲知“火炬”战役的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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