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有自己的盘算。他觉得太平没事的时候，各地方派系都忙于扩充自己的势力，变着法儿倒蒋。日本一来，他们在离日本远远的地方发通电，喊抗日，好像他们最爱国，唯独我蒋某人不抵抗。可要调他们一兵一卒，这些人就要钱、要械、要编制，不给，就说你不支持抗战。19路军是粤系部队，而曾逼他下野卷铺盖回奉化老家的正是这伙人。他们在上海打好了，落个名利双收，粤系的影响也会更大；看难以对付了，又把我往高处推，最后收拾残局还得我姓蒋的摸汤抓火，承担骂名，谁让我是最高领袖呢？所以，淞沪战火燃起后，蒋介石出山时一面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做出与入侵日军抵抗周旋到底的姿态，一面与日方暗中联络，压19路军早日停战。特别是在3月4日白川义则宣布日军停战后，蒋介石更加紧了与日本方面的谈判。
中国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是顾维钧，冈村宁次过去在北京和上海工作时就认识他，两人私交不错。白川大将令冈村多与顾在下面接触，摸一摸对方谈判时的底线。顾维钧是中国政界元老唐绍仪的门婿，年轻时从欧美留学归国后即做了袁世凯的外交秘书，袁病死后又长期主持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部，甚至一度代理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总理。但此人无一定政见和操守，北洋政府垮台后，又投奔到南京效命。顾爱好洋玩艺儿，常光顾租界里的酒会、舞会、音乐会，而每逢他到场，从手下特务那里早已知其行踪的冈村宁次总会与之“巧遇”。顾的职业外交家毛病不少，他的信条是两国交兵，不碍交友。相比之下，军人出身又长期做过情报工作的冈村宁次，嘴巴可就严多了。结果，酒会上觥筹交错之时、舞会上轻歌曼舞之际，冈村从顾那里掏弄到了不少蒋介石有关谈判问题的真实想法。在中日双方正式商谈停战协议的条件时，心中有数的日方代表更居于主动地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日本人欢呼“又一次打败中队”的胜利、他们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咄咄威逼中方代表期间，侵略上海的日军首脑遭到了一次损失惨重的报应。
原来19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后，暂时驻扎在镇江一带。对蒋介石派人与日本人谈判，19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表示反对，决计用炸弹暗杀日本在上海的军政要人，一则替死难的官兵报仇，二则阻止这次谈判。决心定下后，蔡廷锴命令该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德具体组织实施。
范志德接受任务后，觉得中日双方这次上海停战协定已快要完成了，直接由19路军的人出面搞，如果走漏了风声，不但会在外交上引起交涉，承担重新挑起事端的责任，而且让急于达成停战协定的蒋介石知道了，也吃罪不起。考虑再三，他决定还是由在沪的朝鲜志士出面干。
暗杀的时间选择在4月29日。这一天是裕仁天皇的诞辰日，为日本国法定的“天长节”。白川义则等人宣布要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地点选在虹口公园广场。获悉了这个消息，范志德找来与朝鲜侨民素有联系的王亚樵筹划，之后，由王亚樵约见了拜把兄弟安昌浩，即流亡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总理，他欣然答应下来，并指派金九负责这次行动筹备和指挥。金九立即决定由朝鲜志士尹奉吉这一天混人会场，向大会主席投掷炸弹。
4月29日，尹奉吉行前写了决死书，并照了决死像。他将一枚高爆炸力的炸弹巧妙地放在肩背的水壶中，顺利混入会场并靠近了主席台，这时正值大会开始。
主席台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大将、第9师团长植田中将、第3遣外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上海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和书记长友野皮居等7人依次排开。肩佩少将军衔的冈村宁次，在主席台前第一排就座。
大会正式开始前，先举行阅兵式。一排排头顶钢盔、手端刺刀枪的日本兵，迈着短小粗壮的双腿整齐地通过主席台，他们发出阵阵狼嚎般的口号声，令主席台上的人们露出得意的微笑。其实、这帮达官显贵的死期就要到了。
上午10时左右，河端贞次上前一步，宣布庆祝会正式开始，由村井仓松发表向天皇的“祝辞”，随后放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
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小雨，台下的人群开始有些骚动。
机会来了，尹奉吉装着喝水，将水壶盖打开的同时拉启了炸弹的雷管，迅速投上台去，炸弹正好落在白川与河端贞次之间。
“炸弹！”站在白川大将不远处的冈村宁次看到一个“嗞嗞”冒着白烟的黑东西抛上台来，又一次大喊了一声“炸弹！”但台上的人文风不动。因为日本人唱国歌时是不允许乱动的。他们继续唱着。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主席台上烟雾弥漫……
刹时，整个会场乱成一团。作为现场没有受伤的军阶最高的指挥官，冈村赶紧跑出来指挥抢救伤员、封锁会场。可结果是：白川与河端贞次丧命；植田与重光葵各断了一条腿；村井腿部重伤；野村瞎了一只眼。先前，重光葵受日本陆军的压力，还不肯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想索要更高的价码，而重伤后，在临手术前答应了。
5月5日下午1时半，中日双方在英、美、法、意公使或代表的列席下，举行了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该协定规定：中队“留驻其现在地位”；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之原状”。此外，未公布的协定“附件”规定日本军队可以使用淞沪铁路。其实质是允许日军留驻吴淞和江湾。并且，日方要求在浦东地区、苏州河南部地区“不驻扎中队”。国民政府代表接受了，但要求日方对这一条款“绝对保密”。
冈村宁次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但日本政府鉴于国际压力，向上海派遣军发来内部通知，下令撤销派遣军司令部，并且归还事变后扩占的地区。冈村在日记里埋怨道：“打开通知，一切计划和一切预定的事都要立刻停止，兵营的建设也要马上停下来，感到40天的停战交涉中的苦心都白费了。”
5月15日晚，冈村与几个同僚在租界内的“六三饭店”聚餐。席间，他们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正在东京发生的暴动。
日本海军的一批青年军官决心进行所谓“国家改造”，尤其不满意5月5日签订的《沪停战协定》。为此，他们催促陆军也起来跟他们闹事，但陆军的资深军官认为时机尚早，拒绝了。然而，一伙陆军士官候补生决意参加。这天，海军的三上卓中尉带入冲进了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毅首相，同时还袭击了牧野内府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三菱银行等。
这就是1932年日本法西斯青年军人制造的“五一五事件”。
次日，一时不摸要领的冈村宁次，登上了才驶进黄浦江的海军“薄”号驱逐舰，向舰长佐佐木丙二大尉打听事件的详情。听了他的介绍后，冈村对“以豪迈严正的大丈夫气概实行恐怖活动的海军青年才俊”，表示由衷地“钦佩”。恨不得自己也插翅回国，跟着大干一场。
6月1日，冈村启程回国，3日，转乘火车抵东京，“在东京车站受到内山大将、真崎中将及200余名军官和四谷在乡军人会、青少年团的欢迎，欢呼他们由上海凯旋而归”。接着，派遣军的陆海军将领一级军官又去集体参拜皇宫，裕仁天皇不知为何没有露面，而由良子皇后出面慰勉：“诸将军辛苦凯旋，可喜可贺。”
皇后也是金口玉言，简短赐言毕，慰问仪式也就算收场了。
从6月5日开始，冈村宁次少将又得每日去陆军省撞钟，但没什么具体事务可办。这样混了一个来月，整日去饭店酒馆与酒友们打发时光。到了7月份，日军的定期人事调整开始了，在真崎中将的保举下，冈村得到了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空缺，时隔不久又将再返中国，欲知这次他去东北干了些什么勾当，且听了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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