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缓和频出访，研究历史著书忙；
国内政治勤参与，暮年加入保守党。
1958年9月，蒙哥马利退出现役。然而，直到1968年，他才放弃许多公职，取消出国访问活动。在这10年中，他过着了种非常奇特的生活。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幅照片：蒙哥马利倚靠在草坪割草机上，旁边写着：“作者晚年在伊辛顿磨坊过得非常愉快”，但他在1958年9月肯定没有打算就在伊辛顿的花园中愉快地度过他的余生。蒙哥马利已经把他的整个一生完全献给英国陆军和军事事业。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对军事以外的事情几乎毫无兴趣。除偶尔看看芭蕾舞外，他别无所好。要他呆在伊辛顿这样一个小天地里，整天侍候花草树木，那简直不可想象。他根本就不喜欢种植花草果木之类的事情。他指示花工把花园中的一切都弄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他的弟弟布赖恩写道，那些小溪小沟“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凡是看起来有点脏或不雅观的石头都得搬走”。幸运的是，蒙哥马利很快就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于他的工作——做一名有真知灼见的政界元老。他健全的常识和局外人的身份，使他对许多问题都能一针见血地洞穿实质，而这对一般当事人来说，却是不易做到的。他能够对他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物提供直接的咨询意见。他的主要贡献在外交和防务方面，但他肯定相信，他那直率而符合逻辑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国内问题也有影响。蒙哥马利离开北约时，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有些言过其实的赞扬，听起来有点令人倒胃口。1958年9月，阿瑟·布赖恩特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把蒙哥马利说成是“一个非常和蔼、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可亲可爱的”。同年10月，曾在非洲沙漠同蒙哥马利作战的对手冯·梅伦廷说，蒙哥马利一接过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非洲军团就认识到他们的末日来到了。蒙哥马利接受了这些阿谈奉承，并且感到很对自己的胃口。也许正是这些赞扬声使蒙哥马利备受鼓舞，以至于信心百倍地要做一个独立的国际事务评论人。
蒙哥马利退休后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到各国访问，并就国际问题发表见解；二是撰写历史著作和去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向观众作演讲；三是参与国内政治。由于他常去上议院演讲，上议院已充分感觉到了他的存在。他对国际关系、历史和国内政治的研究情况，大多反映在他撰写的五部著作中：《回忆录》（1958）、《正确判断的方法》（1959）、《领导艺术之路》（1961）、《三个大陆》（1962）和《战争史》（1968）。
对蒙哥马利本人来说，他的新生活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出访世界各个国家。尽管他年事已高，但却表现出惊人的活力。1959年4月，他访问苏联；同年11月，他访问南非。1960年，他访问印度、加拿大和中国。1961年，他再次访问中国，而且时间更长，然后，访问加拿大和中美洲。从1962年到1966年，他每年初都去南非访问。最后，他于1967年5月到埃及访问，故地重游，凭吊旧战场。
蒙哥马利对莫斯科的访问在保守党政府引起一些抱怨。蒙哥马利后来写道，他想到莫斯科去弄清三件事情：俄国人是否已准备冒险发动核战争；他们是否害怕德国；他们是否害怕中国。他说：“对此事考虑再三之后，我最后决定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及其军事顾问商讨欧洲的安全问题。”当然，他曾于1947年1月访问过苏联。但从那时以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9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3月宣布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四国外长将于5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在这种特殊时刻，英国政府显然不愿意让蒙哥马利前去访问，因为蒙哥马利生性乖僻，难以预料，谁知会不会捅出什么娄子来呢。然而，他们根本无法阻止他以平民的身份出国旅行。于是采取种种措施，使蒙哥马利的访问看起来完全是非官方的。英国驻苏联大使帕特里克·赖利准备推迟休假时间，以便与蒙哥马利的访问时间相一致。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马上告诉他不必为此操心，当蒙哥马利访问莫斯科时，他不应该呆在那里。麦克米伦在下议院和政府发言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蒙哥马利的访问纯属私人访问，英国政府对此毫不关心。4月9日，麦克米伦和劳埃德会见蒙哥马利达45分钟，警告他不要涉及敏感问题。这次会见在下议院引发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有到苏联进行私人访问的人都曾同外交大臣会谈45分钟吗？喜剧演员吉米·爱德华兹最近匕往莫斯科以前会见过外交大臣吗？
蒙哥马利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时，他受到了热烈而友好的迎接，见到了老熟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第二天早上，他会见赫鲁晓夫，向他询问苏联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对此守口如瓶。当天下午，蒙哥马利在莫斯科到处闲逛，买了几个玩具。那天晚上，他说他需要时间考虑第二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拒绝去剧院。第二次会见赫鲁晓夫时，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概要地介绍了他要求联合国解决柏林问题的计划和建立核查小组帮助欧洲裁军的计划。赫鲁晓夫礼貌地听他讲解，但却没有发表任何重要意见。
蒙哥马利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毫无结果，至多只标志着缓解东西方关系的一种努力。然而，蒙哥马利却坚信自己一直处于国际大事的中心。他回到英国后对新闻界说，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冥思苦索。“在我深思熟虑之后，你决不会知道我将做什么事情。”他为《星期天泰晤士报》写了两篇文章报道这次访问活动，并在《正确判断的方法》一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描述这次访问。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已深入了解苏联政府的最深层想法。他发现赫鲁晓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和“现实主义者”，苏联也像西方害怕遭到东方的攻击一样，害怕遭到西方的攻击。他相信，只要西方改变策略，苏联完全有可能成为基督世界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必须停止要摧毁东方集团的威胁，我们必须停止炫耀我们的核力量和我们将如何做。各军种首长发表好战演讲没有任何好处。”这与他3年前发表的核威慑演讲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蒙哥马利对中国进行的两次访问非常有意义。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是神秘的。蒙哥马利的访问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1960年1月，蒙哥马利访问印度，同他心目中的伟人尼赫鲁住在一起。后来，他决定访问中国，于是从新德里向北京发出了这个信息。不出所料，他接到通知说，鉴于中印关系紧张，直接从印度飞往中国将不受欢迎。但是，为他作出了5月份访问中国的安排。5月20日，蒙哥马利到达香港。有人告诉他说，周恩来总理于前几天谈论了澳门和香港的最后前途问题。蒙哥马利反驳说：“如果谁想夺取香港，那将意味着世界大战。”
确定了他在这个复杂问题上的立场之后，蒙哥马利于5月24日启程前往中国访问。24日中午，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陪同下，乘飞机由广州到达北京。24日下午，蒙哥马利参观了北京站、民族文化宫和北京的其他新建筑。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接见了蒙哥马利，并举行宴会欢迎蒙哥马利访问中国。25日，周恩来总理和对外贸易部长叶季壮分别接见了蒙哥马利。此外，蒙哥马利观看了跳伞表演和滑翔机飞行表演，参观了北京第二棉纺织厂。2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蒙哥马利元帅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相信蒙哥马利元帅这次访问，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对改进两国关系，一定会有很好的贡献。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表示，他在返回英国后一定马上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新中国保持友好。”他还说，他这次访问使他能够纠正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
5月27日上午，蒙哥马利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上海副市长曹获秋到机场迎接。中午，上海市市长何庆施设午宴欢迎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上海。蒙哥马利在讲话中感谢柯庆施市长对他的欢迎。他说，在亚洲来说，一个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军人，他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下午，蒙哥马利参观了上海近郊的马桥人民公社。晚上，主席在上海接见了蒙哥马利井共进晚餐。
28日早晨，蒙哥利元帅在李达上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抵达广州后，转乘火车经深圳取道香港回国。
蒙哥马利在北京访问时，过得非常愉快，因此邀请周恩来总理到伊辛顿访问，但被婉言谢绝。然而，蒙哥马利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1961年9月再次访问中国的邀请。
1961年9月6日，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中国访问。在这次访问中，蒙哥马利访问了更多的地方，会见了更多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9月9日，蒙哥马利离开北京前往包头、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访问，参观了许多工厂、农村和学校，游览了一些著名风景区，于9月20日回到北京。在访问期间，蒙哥马利不仅受到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而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陈毅副总理为他举行欢迎宴会并陪同他参观故宫；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他；国家主席于22日接见了他；中国主席于23和24两日在武汉两次接见了他。通过这些访问与会见，蒙哥马利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钱别宴会上，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全中国人民是坚强团结的，他们12年来在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这就是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蒙哥马利关于中国的见解，大多阐述在为报纸写的文章和他的《三个大陆》那本书中，比他要把苏联吸收进基督世界的看法要有趣得多。从1960年起，他一贯坚持认为，承认台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实在是荒谬之至。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引起台湾报纸的一场反击，把他的看法说成是“一个遭到挫折而又被完全遗忘的人的悲嚎”。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析中，蒙哥马利明显表现出对领导下的中国的同情，他把描绘成一个同残酷无情、侵略成性的蒋介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物。蒙哥马利承认，可能对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死负有责任，但他说，中国的权力之争总是与这种屠杀紧密相连的，而受西方国家庇护的蒋介石则可能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访问中国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蒙哥马利得出的结论在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超时代的。
蒙哥马利最常访问的国家是南非，他喜欢那里的天气和那里的人。他赞同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已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结果，下议院不可避免地对他提出质询。每次他从南非回来，总是逢人便讲不要于预南非的事情，让它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61年他在德班对听众说：“如果这个国家北部的黑人联合起来，如果他们能找到领袖人物，并威胁南非白人的安全，我本人将前来拔刀相助。”
蒙哥马利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只有遍布全球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在《三个大陆》中描绘了这种梦想。这种梦想的基础，是他过低地估计了其他民族的能力。他认为，班图人生性懒惰，黑人太落后，没有白人的帮助他们难以生存。由于他如此地贬低黑人的能力，他在南非白人中颇得人心便不足为奇了。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但他去那里访问并没有引起什么使人为难的事情。他只喜欢那里的气候和南非的朋友。他在1954年给朋友t·e·b·豪沃思的信中写道：“我总是在想，为了适当而有效地治理这个世界，有必要造就一批杰出人物……”显然，他认为南非白人社会满足了这一简单的要求。
1962年，蒙哥马利在加拿大乘火车到处旅游，并且还访问了一些中美洲国家。他对在加拿大的旅行没作什么评论，后来的评论也不过是“加拿大的男孩太胖，他们需要更多的锻炼”之类的东西。在中美洲，倒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危地马拉和英国就英属洪都拉斯的部分领土发生了争执。蒙哥马利在危地马拉深受欢迎。危地马拉报纸把蒙哥马利说成是“访问我们国家的第一个英国绅士”。在他离开后，伊迪戈拉斯总统宣布说，蒙哥马利已经表示要在危地马拉和英国政府之间进行调解。在英国大使在场的情况下，蒙哥马利和伊迪戈拉斯讨论了争议中的领土问题。伊迪戈拉斯请蒙哥马利（而不是英国大使）把他们的讨论报告转送给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遭到了蒙哥马利的拒绝。实际上，英国不愿意就争议领土的前景进行讨论，蒙哥马利引发了一个外交部在当时不愿意提起的问题，简直是帮了倒忙。
蒙哥马利最后一次重要的海外之行是1967年去埃及，当时他已79岁。这次访问是1966年12月宣布的，翌年5月进行。英国政府对此不怎么高兴，因为中东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蒙哥马利私下安排了这次访问，他想旧地重游。这次访问显然具有历史意义，《星期天泰晤士报》派来了随行摄影师，并负责支付蒙哥马利的开销。当蒙哥马利一行到达海利奥波利斯时，机场上彩旗飞舞，管乐齐鸣，蒙哥马利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其总参谋长举行了会谈。同往常一样，他相信这样就能使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甚至让英国代办用密码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说明埃及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说纳赛尔总统只准备同工党政府的某位大臣进行谈判。
他在埃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沙漠中游览旧战场度过的。他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每天早上6点起床，随后就爬上直升飞机，观看那片土地最美丽的景色。随后，直升机在预定的地点降落。他们一行站在沙漠中，蒙哥马利一边对照他过去用过的地图和作战计划，一边把在场的人员用作标记，分布在沙漠中。他在埃及深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苏伊士作战行动。尽管他在这次访问中进行了这些充满生气的活动，但他的老态再也无法掩盖。他自己就说，这次旅行缩短了他一年的寿命。实际上，这是他进行的最后一次访问，这使英国外交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蒙哥马利喜欢这些毫无害处的短途游览。他坚信他能以提供意见的方式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在很少得到英国政府鼓励的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地就许多国际关系问题向英国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作为一个非常关心西方团结的人，他却奇怪地反对与欧洲结成任何联盟。在60年代初期，他是阻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知名人士。1959年他甚至在普利茅斯说，在英吉利海峡修建海底隧道是危险的，不符合英国的战略需要。
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许多人对他的战略思想的尊重开始烟消云散。读者很快就发现，他的思想前后不一致，充满自相矛盾。1961年2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对《领导艺术之路》一书的评论。评论者写道：“这本书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和高级将领鼓舞士气的老生常谈。”这种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读者对他的著作的批评性意见。
蒙哥马利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尽管常常是混乱的和自相矛盾的，但其基础却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冲突和战争，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减轻其影响。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总是着眼于从实际上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德价值观念。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考察国际事务的基础，它使蒙哥马利得出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见解。他很早就认识到领导下的中国的重要性，便是他严格的实用主义方法带来的直接结果。同样，这种方法也使他确信，虽然美国是欧洲的保护伞，但北美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蒙哥马利强烈地谴责杜勒斯和肯尼迪时代的讨伐政治。他认为，美国人的态度总是很可能引起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并承认中国的存在，那就更可能引起问题。他还担心美国许多外交政策中固有的“珍珠港”情结。他认为，美国人非常害怕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在一种长期互相敌对的形势下，这种威胁总有一天可能会消除。由于这种原因，美国人便把战略思想建立在对任何攻击都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基础之上。这种推理使蒙哥马利比许多观察家更早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1965年，他告诉《每日快讯》的勒内·麦克科尔说，美国应该撤出东南亚，因为同的斗争不能停止在一个小国的边界上。“世界有一半的人都是者，他（指林顿·约翰逊）打算同所有这些人作斗争吗？”1968年7月，他以略微不同的理由再次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他写道：“美国违反了战争的第二条规则，即不要用陆军在亚洲大陆作战。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向莫斯科进军。这两条规则是我自己制定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分自信，但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他的一些公开评论却没有那么深刻。1958年10月，在正式退休后不到一个月，蒙哥马利对北约进行了一次猛烈攻击。在向皇家联合军种协会作演讲时，他把北约说成是一个“复杂、笨重、人浮于事”的机构，并以其特有的形象化语言指出，世界可能出现一场“全面核竞赛”。英国政府和北约组织中反对蒙哥马利的人马上抓住他的这些话大做文章，结果引起很大的政治反响。国防大臣邓肯·桑迪兹把整个11月份的时间都花在了平息这个事件上。
1962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引人注目的争吵。那年3月，蒙哥马利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谈论德国问题。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与他分析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方法完全一致。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都不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属于另一个阵营，在东西方紧张关系解决以前，就不可能考虑德国的统一问题。因此，蒙哥马利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承认东德。但问题是，西德政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于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蒙哥马利说：“阿登纳博士需要一剂除草剂。他已是风烛残年，过分敏感。很小的剂量就能解决问题。”他告诉参加会议的军官对他的讲话保密，但他却不能担保这种话不传出去。他这番话的结果之一，是他收到德国右翼极端分子给他的一封信。除了惯常的咒骂外，那封信还说，“你是英国最可怜的家伙。必须尽快把你干掉，你将很快被干掉。”政治家的反应不那么强烈，但同样持反对态度。
退休后的清闲生活，使蒙哥马利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不过，他对历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撰写《回忆录》、《战争史》和一些广播、电视演讲稿上。
1958年底，蒙哥马利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回忆二战战役的系列节目。从一开始，他就非常喜欢在看不见的观众面前演讲。节目导演布里斯多尔发现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一点儿不紧张，一点儿不结巴，语言简明、精练。实际上，每次录音结束后，他总是尽可能久地坐在闷热的录音室里，聊天、喝茶。他对整个录音制作过程十分感兴趣，到第一套系列节目结束时，他已成为录制广播节目的大师。对于一个决心在公共事务中度过余生的人来说，广播电视自然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舞台。蒙哥马利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他对他的第一套系列节目评论说，那是“我是这个行业的新手时”制作的。此外，蒙哥马利还录制了1959年同爱德·默罗的讲话和1966年伯纳德·莱文对他的采访。
蒙哥马利的《战争史》是对军事历史的一般性介绍，而且大部分是由他的助手写的，因此并不深刻，也不鼓舞人心。他私下对这本书的评论是：“读头两章和最后四章，那是我自己写的。”在公众场合下，他却没有那么谦虚。他在一个名为“荒岛探胜”的节目中说，除《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外，《战争史》是唯一一本他愿意带往荒岛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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