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踌躇了片刻,又用惋惜和崇拜的口气说:“恺撒之被暗杀是人类的大不幸哩!我敬爱恺撒,只有他兼有贤者和战士的意志。实际上,他又是深知万物之真相的哲学家。他固然是功名心重,但是他的野心却并没有使他失去人性。”
随后,墨索里尼又提高了嗓音进一步强调说:“的确,独裁者是可爱的,人民一面惧怕他,一面却又爱他。民众敬爱强壮的男子。民众本身好像是女子。”他稍微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在我看来,群众并不算得一回事,在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以前,只不过是一群绵羊而已。假若你要去领导他们,则你必须用两根缰索——热情和关切——去牵引他们。只用一根的人便会陷于危险的境地。”
“撼动山岳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理性。理性是一种工具,然而那决不是群众的动力。”墨索里尼继续胡诌道,“在今天,民众不像往昔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思想。而现代人对于信仰的容量却是无限的。群众在我手中像一块蜡似的,当我激起他们的信仰,或者当我与他们混合起来,并且几乎要被他们压坏的时候,我便觉得我自己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如果雕塑家不能把手中的粘土塑成他所设想的模样时,情绪一激动,就会把塑像击成粉碎的,这天然的材料有时也会背叛创造者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正如艺术家似的,一切事情是要以左右群众的人的腕力如何为转移的。”
谈到对人民的统治,墨索里尼故意装出一种神秘的姿态说:“我来到这儿就不想走了,打算尽可能久地留在这儿。我过去曾说过,假若必要的话,只要一个人有准备回到帐篷的觉悟,则他便有由帐篷移到宫殿中去的可能。我本想继续住在米兰的,但是我曾偶然到过一次罗马,这儿具有动人的魔力。这个历史的垃圾堆有它自己的魔术。我居于斯,作于斯,在最近的10年中,我在这里获得了不少的思想食粮。”
“意大利常常是诞生卓越人物的国家。”墨索里尼进一步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辩解道,“在罗马,可尊敬的罗马,已经有过不只70次的独裁政治了。一个有见识的人,假若具备相当的人格,便能代表一个民族,而且统治一个民族。但无论如何,我想不会有第二个墨索里尼吧!即便会有,意大利恐怕也不会忍受得了吧。”
关于侵略扩张的前景,这个独裁者供认不讳,他的确在为“生存竞争”作准备,同时也在为民族竞争作准备。“血!”他刻薄地重复着:“民众似乎只有流血的时候,才渐渐晓得战争是在进行中。我要把青年和儿童训练成热爱国家、热爱战争的人。孩子们对于动物是残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是极容易被训练成为好战的人。”
墨索里尼又以拐弯抹角的方法回到独裁的问题上。他说:“俾斯麦在他统治的30年中所成就的一切,都是有利于德国的。独裁者长期掌握政权对于政治家是极其重要的。”随后又侈谈他要利用当今技术“造福”于人民。
“如今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他说,“人类智慧在这一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果。假若没有大轮船、大铁桥、隧道、飞机的话,我们将怎么样呢?当人们享用着极其快速、便利而且安全的汽车时,还愿后退到牛车的时代去吗?人之易于发生过错,乃由于他自己不断地企图‘胜人一筹’,坐在最长的树枝上与人对抗,或者长时间地舞蹈不休。”
谈到他利用现代技术造福于人民,他详细介绍了他的政府开发庞廷沼泽地带的业绩。原来这是一片方圆数百里的不毛之地,从来没人居住,除非在猎季的几个月中,猎者居住在四周的山岗上,过着游牧生活,现在终于开发得可以居住。结果,这个蚊虫丛生、痢疾猖獗的地方,10年后将变为有数万人口的城镇。如今这里满地葱绿、稼禾茂盛,已变成法西斯建设的鱼米之乡的橱窗了。因此一谈到它,墨索里尼特别得意。于是,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歌德的诗集,慢慢地有节奏地高声朗读起来:
沼泽展布在群山之侧,
加害着一切憔悴的植物;
快去肃清这恶毒的湿沼,
自是一种崇高无上的功德。
以适当的居处供奉万千群众,
不,不是要他们去享受那无危险的生活,
倒是要去生活在自由的活动之中。
“为了建设,法西斯意大利需要更多的领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个独裁者明目张胆地说,“我们反对马尔萨斯主义,它是一种谬论,而且在道德上说来,那是一种罪恶!人口的减少,继之必将造成贫困。意大利的人口只有1600万时,那时的国家较我们现在有4200万人口的国家更为贫困。30年前,我就在自己的家庭中觉悟到这件事!制造工业需要更多的经过教育的职工,而生产力也会增加千倍。”
“然而,我对妇女是看不起的。”他说,“试问,在有文化史的几个世纪中,有过女子建筑家吗?你只能请她替你造一间小屋,建筑一座庙宇却办不到。建筑学是一切艺术的综合,她们是不懂的。因此,我是女权论的第一个反对者。自然,我不主张奴役妇女,然而假若我提议在意大利给予女子选举权,则要受到社会的嘲笑。但是,我的政府要保护母亲,私生子的母亲较结了婚的母亲尤为需要这种保护。”
“你不觉得你今天的世界观和往日的革命世界观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吗?”
他略为踌躇了一下说:“形式是改变了。但精神的勇气和的勇气,总之,这个勇气的条件,却是今昔一贯的,未曾发生任何变化。至于其他,则革命是创造新的形势、新的礼教、以及新的神话的;革命者在利用旧的传统时,还必须改变它。他必须创造新的祭典,新的姿势,以及新的形式,使它成为新的传统。”
“当你回顾你12年前所抱的幻想时,你觉得你所获得的是否适合你所计划的?”
“这倒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他说。在回答以前,墨索里尼又忖度了一下。“不!”他继续说,“这不是我自己所预期要走的道路。但我依然和往日一样,是同一个旅行者。假若我走上了新的道路,那是历史的意欲。而我依然故我。”
“这就是说,经验在不断地修正原来的计划吗?”
“自然啦!人类,政治家借以进行活动的材料,是生动的材料。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以大理石或青铜为材料的雕刻家的工作是大不相同的。我的材料,也就是我的思想,是可变的,是复杂的,甚至连死者、妇女也会对我产生影响。整个的‘物’是如此容易变形,以致必然使一种行为的自然结果时常出于行为者的意料之外。”
“作为一个政治家,”墨索里尼继续说,“不仅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善于变形,而且需要幻想。没有幻想,他便会枯竭而永远不能达到任何目的。没有幻想,没有诗的才情,不会宣传鼓动,作为他的结构的一部分,便不能成就任何事业。”
“政治家的著作和演说的威力是无从估价的,只不过必须要适当的运用而已。”墨索里尼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他说:“在向群众演说时,必须是激励的,热情的;在公开的会议上,则必须是论理的;在一个小的集团中,则必须是亲切的。许多政客们的错误,就在于经常使用同一个老调子。不消说,我在参议院中的演说和我在露天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是不同的。”
谈到法西斯哲学的真谛,墨索里尼直率地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目的。当一个人取得了一个新的地位时,他便从另一个角度上去回顾了。”这时他以怨恨的语调说:“在我,那的确不是我建立秩序的唯一目的!”
他在椅子上略微转了一转身,随手从身后的书桌上取出一册。“我正在读《恺撤传》。这是政治家的伟大教训!”他的手指着一册莎士比亚著作的法语译本说:“当我在读这本书时,我在想,何以在他晚年,就连恺撒也变成了词藻的奴隶!他为什么不看一看那张谋叛者的一览表呢?当那张表被塞进他的手中时,或许是他觉得他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了,故意给人暗杀的。无论如何,我在剧院中留神细听,并且以他和我自己相比较,权力的根本问题总是同样的:如何去统治,以及如何以最小的限度去统治而已。”
“你以恺撒为榜样吗?”
“不尽然,”他回答时,将那本书掩拢,放在一旁:“然而古罗马的美德,古罗马人的行为,我是不会忘记的。那都是我所要利用的遗产。不过,恺撒的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人们总想把他的仇敌庞培的首级奉献给他,但是恺撒却为庞培举行葬礼。是的,我依然非常敬佩恺撒,他的好战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使我为创建新的罗马大帝国而战。”
“人生自有其价值,”他自信地说,“你却不能生而不冒险。即使在今天,我也想再冒一次战争的危险。”正是,战争狂人似豺狼,瞄准猎物帑要张。欲知当今恺撒如何动作,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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