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部摇旗呐喊，强大海军不可丢；
联合国使者奔忙，退役将军志未酬。
百战而归的将军回到了和平的生活之中。祝捷的晚宴、欢呼的人流以及家乡的盛情曾使尼米兹沉浸其间、感慨万千，但当他告别礼花、掌声和香槟酒充溢的喧闹之后，又忽然间感到若有所失。他的耳边不再有战机的鸣叫，桌上不再有突如其来的加急电报，汹涌的太平洋海潮也似乎不再撞击他的心灵。
他觉得寂寞难耐，不甘平静的心在怦怦跳动。战争使他失去了很多，更使他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希望将这些经验、教训总结出来，渴望把战争时代来不及展现的构想付诸实施。当他走进海军部大楼的台阶时，想起了多年前与儿子的一次交谈。儿子问他，在海军中真正想做什么工作，他回答：“我想当海军部长。”对尼米兹而言，只有海军部长才能真正实现他心中宏伟的抱负，那就是尽一切力量壮大海军，发展海军，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一支无可替代的力量。然而，事情并不是尽如人愿的，先入之见和复杂的偏见使他几乎难以迈开新的步伐。
回到珍珠港后，尼米兹一方面忙于完成各种总结报告，安排200多万军人的回国事宜；另一方面，在几天的时间内，与金、福雷斯待尔一起连续发表声明，号召维持一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海上武力”。这时候的美国海军正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期，二战期间建造的舰只数目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然而，随着和平的来临，要求陆、海军进行裁减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美国人听信了这样一种宣传，认为是原子弹赢得了这场战争，因而把能够运载原子弹进行远程轰炸的空军看作是国家的首要防御力量。他们认为投放原子弹将是未来战争中迅速取胜的捷径，而强大的舰队似乎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
曾经指挥过空军轰炸德国的卡尔·a·斯帕茨将军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海军？我们保留海军的。准一理由也许是某些国家还保留着海军。而苏联只有一支小海军，或者说简直没有什么海军。我们确实不需要把钱浪费在海军身上了！”
尼米兹认为，取消美国拥有的庞大舰队是违背美国人根本利益的，他指出：“这种取消海军舰队的论调并不新鲜，在潜艇出现时，在鱼雷出现时，在飞机出现时，都曾经叫嚷过。结果，这些认为海军末日已来临的‘预言家’们只是徒然喊哑了嗓子。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海军建设适应于新式武器的发展。具有海军传统的聪明的美国人是决不会听任海军衰亡的！”
然而，华盛顿的态度与尼米兹的看法并不一致。海军节那天，杜鲁门总统并没有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而使用了一支不知名的驱逐舰。杜鲁门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演讲中大谈外交政策和欧洲战场的胜利，始终不断地表扬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对海军却只字不提。
尼米兹和其他海军军官感到，海军已丧失了应有的地位，杜鲁门不是罗斯福，他不会像罗斯福那样为海军鸣锣开道。这使得尼米兹争取海军作战部长的愿望更加强烈而迫切了。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就可能使海军的未来地位受到影响。
然而，华盛顿政坛的复杂微妙之处非一个耿直的军人所能够把握。如果罗斯福或诺克斯在位，这一任命当稳操胜券，但是，一切有利形势已经不复存在，而福雷斯特尔又无法令尼米兹产生信任。
果然，有消息说，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否认曾推荐尼米兹为海军作战部长，他推荐的人选是海军副部长爱德华将军。尽管尼米兹对该消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仍对此闷闷不乐。
说来凑巧，恰在这时，尼米兹的老朋友威廉·沃尔多·德雷克来到檀香山。德雷克曾在战争初期任尼米兹的新闻发布官，现在为“盟军赔偿委员会”杜鲁门总统的代表埃德温·波利工作。波利是帮助杜鲁门进入白宫的有功之臣，深得杜鲁门信赖。尼米兹马上决定利用一下这种关系。
尼米兹将心中的想法告诉德雷克，“部长对我的出任不太热心，”尼米兹说，“我想听听你能否出主意帮帮忙。”
“正好有个机会可以试试，”德雷克很愿意分担他尊敬的将军的苦闷，“波利明天同我一起乘机赴日本，路过这里的时候，你可以与他会晤一次。他可是少数几位可以直接与杜鲁门通话的人。”
波利如约而来，尼米兹与这位关键人物离开总部，驱车奔向海滩，在那里进行了单独长谈。在内容广泛的交谈中，尼米兹使他的客人相信，由他接任海军作战部长具有重要意义，他是最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波利是个爽快而机敏的人，他答应了尼米兹的请求，立即给杜鲁门去电话。但杜鲁门的答复却不那么明朗，他说：“我愿意帮助他，但福雷斯特尔坚持说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德国人，他不适于担任这项工作，福雷斯特尔不想要他干。”
显然，正是福雷斯特尔暗中作祟，搁置了已经答应的任命。
尼米兹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军人作风此时开始发挥作用。一周之内，他返回华盛顿，要求自己完成3件事：动员海军的首脑人物支持自己；出席参议院的委员会并说明他的新立场；他不能让海军退避三舍，此时海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有力的发言人。
此时，在华盛顿，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陆军正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各军兵种合并的理由。而以杜利特尔为代表的航空兵则希望组成一，支独立于陆军和海军之外的力量。战争期间，尼米兹曾一直主张统一作战指挥，而在这一时刻，他经过认真考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我的看法是根据新获得的经验进一步研究后形成的。我此刻确信，成立一个单一的部不能像两个独立的部那样有效地完成任务。实践证明，两个部分立是可以按现代战争的要求提供不同兵种的。我还确信，将陆军部和海军部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部，不但无助于而且有害于恰当分工和有效地使用海上力量。”
尼米兹再次重申他在欢庆胜利时的讲话：是海上力量赢得了太平洋战争。
尼米兹在华盛顿期间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单独晋见了杜鲁门总统。会见为私人性质，无案可查，但事实证明这次会谈产生了良好效果。杜鲁门在退休后写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对尼米兹的评价：“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尼米兹将军作为一位战略家、领导者和一个普通人，都是一位不同凡响和出类拔萃的人物。我把他同乔治·马歇尔将军并列为军事天才和政治家。”
杜鲁门、尼米兹会晤后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和平时期高级军事将领的任命。艾森豪威尔上将接替马歇尔上将，任陆军参谋长；尼米兹上将接替金上将，任海军作战部长；约瑟夫·麦克纳尼上将接替艾森豪威尔，任驻欧盟军最高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接替尼米兹，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上述任命。
对尼米兹的任命立即生效，因而使他几乎没有时间将家迁往华盛顿，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办理移交手续。福雷斯特尔对这一任命甚感不悦，因而要求两人立即交接。
1945年12月15日，在海军部举行了简单的交接仪式，首先，由金发表讲话，然后尼米兹宣誓就职。
福雷斯特尔部长对出席仪式的参谋军官和家属们说：“我不想把这说成是忧伤的场合。我认为正好相反。”但他接着解释说，他并不认为同即将离任的部长告别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在讲话中对金作了赞扬。
尼米兹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海军作战部长决不是一种荣誉头衔。尼米兹后来承认，他担任这一职务的头几个月是一生中最感辛劳的一段时间。他每天早起晚归，连星期天也不休息。战争刚刚结束，大量士兵复员归国，海军又遭到毫无计划地裁减，使部队必须不断地进行改编。尼米兹只得下令采取临时措施和变通方法以维持工作。后备役军官和士兵大量退出现役，致使港口拥挤，舰船有时都难以驶进。
尼米兹有时还得应付来自部长福雷斯特尔的刁难。尼米兹尽量注意改善与他的关系，请他参与各种重要会议和决策，但两人仍然只能维持表面上的关系。这使尼米兹感到身心疲惫。
尼米兹作为太平洋战争中海军的杰出代表，在美国社会公众中间享有崇高的威信和影响力，因此，除了作战部的本职工作外，他还必须出席各种重要组织召集的社会宣传活动。深谙公共关系奥妙的尼米兹认为，这些活动是博取公众舆论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是他作为海军作战部长无法推倭的工作。他四处演讲，有时还亲自撰写讲稿，以切身体验讲述他所经历的战争，讲述海军在各大战役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使民众了解和平的来之不易。
四面八方的邀请函几乎使他应接不暇，有时一天之内要到三个不同单位作三次内容不同的演讲，这使得博闻强记的尼米兹终于闹出了笑话。
一次，他应邀到一个军官服务组织作演讲，临行，当副官向他介绍这个组织的情况时，他说：“不需要给我说这个组织了，我当航海局长时就是这个组织的老前辈了。”
但当他开始演讲之后，副官发现他搞错了听众，他不断提到和赞扬的不是听演讲的军官服务组织，而是这个组织的对手“联合勤务组织”。
事后，尼米兹只得私下向该组织主席道歉：“我了解你们的组织，它是个了不起的组织，我深深地致以歉意。”
忙乱的社交活动增加了尼米兹的工作量，但也给他带来了收益。杜鲁门总统开始注意和欣赏尼米兹的影响力了。杜鲁门撇开福雷斯特尔关于海军作战部长只有通过海军部长才能接触总统的规定，常常以官方和社会活动为由在白宫召见尼米兹，两人一起谈工作，一起消遣。
尼米兹夫妇也回请杜鲁门夫妇来官邸吃饭，并一起玩蹄铁游戏。在玩蹄铁游戏时，两对夫妇经常插换着成对比赛。常常是贝丝·杜鲁门和尼米兹获胜。
有一回，一位掷蹄铁的世界冠军慕名找到尼米兹，请尼米兹签名，并希望与尼米兹一起玩这种游戏。尼米兹异常高兴，他立即直接打电话给白宫：“有一位掷蹄铁的世界冠军在我这里，如果你同意，我把他带到白宫来。”
杜鲁门答应了。15分钟后，尼米兹带着这位冠军来到白宫草坪。杜鲁门中断了预先的工作安排来迎接他们。三人兴高采烈地试投了各种新花样。
尼米兹利用与杜鲁门的交往，向他宣传海军和制海权。杜鲁门虽然从未减少对陆军的偏爱，但海军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有所增强了。
这年夏天，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美国弗罗里达州度假，抵达华盛顿时，特意要求会见尼米兹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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