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到4月中旬，山本已把珍珠港计划正式作为联合舰队研究的题目，并于4月10日迈出了最有力的一步，将第1航空母舰战队（“赤城”号和“加贺”号）、第2航空母舰战队（“飞龙”号和“苍龙”号）和第4航空母舰战队（“龙骧”号）合编成一个作战单位，组成了第1航空舰队。此外，还配备了10艘驱逐舰。日本海军由此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空中打击力量的核心，它可以对指定目标一下子派出200多架飞机。
接着4月末，黑岛接受山本的命令，去东京向军令部解释由他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战略和策略。
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里，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和航空参谋三代辰吉中佐都反对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计划。
富冈认为日本的目标是东南亚，不能过分分散日本海军的力量。联合舰队可以用纯战术和战略的眼光来研究珍珠港计划，而军令部则必须顾及与陆军、内阁、外务省的关系，以及日本的整个国际环境。并且一旦战斗打响以后，首先还要考虑，在一定期限内占领爪哇等南亚产油地区，以确保石油来源。富冈重新说明了军令部的作战意图，即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夺取东南亚及其丰富的战略物资，绝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主要任务的成功。
军令部不同意山本方案还有一个最大理由，这就是该方案带有深深的山本烙印，即赌博性。因为方案成功与否完全寄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在奇袭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航空母舰部队能安全地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美国发现。这两点都是很难保证的。他们针对山本的赌博强调说，不能寄希望于侥幸，而且也不能冒此大险；事实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愿望和可能代替不了现实。
经过激烈的争论，富冈勉强地答应了黑岛的一个要求：把每年一度的11月或12月于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提前到9月召开，届时将专门研究黑岛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
随着帝国海军主要机构不同程度地卷入珍珠港冒险，山本五十六提出的袭击珍珠港设想正一步步地变成现实，太平洋上风波已起。而在这同时，日本政府正继续在外交策略上为南进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集中南进，必须稳定北方，与苏联改善关系。本来在日本传统的军事战略中，历来就有北进与南进之争。1938年7月，日本朝鲜军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与苏军发生冲突，接着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对苏军进行挑衅。两次对北进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日本当局对北进政策产生动摇。其后，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日本转而选择了南进，“北守南进论”占了
到1941年初，日本南进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快。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同苏联改善关系，并为做好对美开战的准备，同美国进行谈判。因此，在山本草拟讨论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展开了同苏、美的谈判攻势，使大战前的太平洋风波迭起，扑朔迷离。
1941年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苏联之行。他们一致把稳定北边的希望寄予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人身上。
3月12日，松冈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东京，乘火车沿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向莫斯科进发。在莫斯科逗留了10天后，为讨取希特勒的指示，又到了柏林。
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德国纳粹元首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也说日本应当拿出同盟国的样子，去南下占领新加坡，美国很可能不敢向日本挑战。而一旦美国参战，日本一定会得到德国的援助，“即使撇开德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对于这一切谈话，外号“万言先生”的松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但是就是没有承诺进攻新加坡。他表白说，他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也同意，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着手进行。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想抓到虎仔却又不准备入虎穴。
相比之下，松冈对他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却胸有成竹。尽管此时德国已决定执行“巴巴罗莎计划”，并给了松冈以足够的暗示。但南进的巨大却使他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在他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国已侵入南斯拉夫时，这位外相还在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的口袋中！”
果然如他所愿，在他抵达莫斯科1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约国一方遭受到第三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4月23日，刚刚与斯大林在庆祝宴会上碰过杯的松冈，又在车站上享受到斯大林亲自送行的殊荣。他们先握手后拥抱，使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狂妄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松冈，此时完全陷入自我陶醉之中。
国内的近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大喜过望，立即进宫求见，未经和内阁商量就取得天皇的批准。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中国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高枕无忧。日本统治集团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
此时，在世界的另一侧，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日美间的谈判。
野村海军大将是在1941年初到美国去履行自己的“和平”使命的。他在行前的一番表白，竟使美国舆论界相信“日美关系解决在望”。他说道：“日美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要战争。我作为接受本国政府指示的大使，一定要在自己的权限内，努力使两国避免战争。”
2月12日，带着和平假面具的野村第一次晋见美国国务卿赫尔。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接见了他。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驻美海军武官，当时罗斯福任海军次长，二人关系素称友善，且有亲笔通信之谊。两人愉快地回忆了20年前的往事之后，都希望能找到解决目前日美关系的良策。
3月8日，野村与赫尔开始第一次会谈。此后双方便经常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等处进行了多达60次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4月15日，日本方面首先拿出了由双方民间代表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这个被美国史学家费思称之为“出生在私人小医院的双亲不明的婴儿”的方案，得到了野村的赞同和支持。原来在达成这个《日美谅解方案》的幕后，还有两位神父的活动。1940年11月底，两名美国神父秘密来到日本。这两名神父一个叫沃尔什，一个叫德劳特，都属于天主教马里诺修道院的。他们拿着纽约孔莱普商会经理斯特劳斯的介绍信，访问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传递了美国愿意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信息。井川与近卫首相的关系很密切，遂接受两位神父的中介，派井川和岩畔豪雄大佐赴美协商。在野村的指导下，双方起草了《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只有在德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由美国出面劝告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的物资，维持与日本的通商和金融合作。
由于这一方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赫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原则：
（1）相互尊重对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2）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3）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
刚从苏联喜气洋洋、忘乎所以返回国内的外相松冈，激烈反对同美国进行谈判。为此他把谅解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等待希特勒的意见。5月8日，松冈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获得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留任。”
松冈为此又制定了三条原则：
（1）有助于结束中日战争，即美国不再插手中国；
（2）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
（3）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以此作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
5月12日，野村把《松冈修正案》交给赫尔。修正案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了强硬的态度，加之，这期间日本政府发给野村的大部分电报都被美方破译，使赫尔对日本的真正意图十分清楚。因而，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农民的儿子对日本人永远挂在脸上的“冷冰冰的”微笑感到讨厌，使他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人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原则。
5月20日，赫尔与野村举行会谈。会上，日本人拒绝考虑真正从中国撤军，意欲继续控制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共103.6万平方公里，8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这一“撤军”方案遭到赫尔拒绝，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此后，日本趁地中海战火突起，美国于5月27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际贪欲猛增，企图把英美势力全部排除出中国，排除出远东，美国当然不干。
在东京，反复无常的松冈外相，则趁机不断公开或私下发表挑衅性言论。5月14日，他对美国大使格鲁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3天以后，他又写信给格鲁，解释他“与众不同”的态度。他说，他是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假如人家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他也毫无办法，因为他生来就如此。
6月21日，美国国务卿终于对日本提案作出回答：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完全从中国撤军。此外，赫尔在同时发表的口头声明中还指出，某些日本官员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调整日美邦交无法克服的障碍。松冈认为这是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谈判的理由。双方的要求差距是如此之大，日美谈判面临僵局。
第二天，6月22日，星期日，希特勒又一次令它的盟国大吃一惊，德国越过苏联边界，大举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借机暂时中止了日美谈判。何去何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引发起一场大争论。这正是：一波未平又起浪，倭贼不甘更猖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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