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缺乏进攻意识感到恼怒，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要是能请那些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就好了。”回重庆以后，他曾半开玩笑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愿意率领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蒋介石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1943年9月，他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建议由包括第18集团军在内的中队向华北的日军发动一次进攻，并建议对“西北部队应给予充分的供应。”
1944年1月20日，史迪威已在缅北指挥中国驻印军作战，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从重庆飞到新平洋赶来见他。戴维斯交给他一份准备提交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内容是建议由驻华美军司令部向延安和的其他根据地派遣观察组。
戴维斯是史迪威唯一同意可以与人接触的官员，因为他还有另一重要身份——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曾多次与周恩来会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周恩来曾向戴维斯表示，他愿意率领的军队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并建议派遣美军人员到的根据地去，以了解八路军的对日作战情况。1943年6月，戴维斯曾就此问题给国务院写过报告，但未得到答复。他认为，这一问题只有请罗斯福总统出面，才能得以解决。
史迪威看了戴维斯的报告，同意把它发给华盛顿。三天以后，一束电波载着戴维斯的报告飞往白宫。报告中说：
我们需要在尚受到欢迎的时候，立即向根据地派遣一个军事和政治的观察团，以收集敌人的情报，援助和准备从这些地区发起的某些有限的作战行动，取得对军队力量的准确估计，报告当俄国进攻日本时，其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并判断华北和满洲变成中国独立的一部分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成为俄国的卫星国。蒋介石对人的封锁和由此造成的隔绝，正迫使他们趋向于依赖俄国。一个美国观察团，将会打破这种隔绝，削弱他们依赖俄国的倾向，同时也可以遏止蒋介石企图通过内战消灭的。大元帅自然会反对向中国派遣美国观察员，通过一般的外交和军事途径是无法获得他的许可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这项要求，并且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压倒任何初期的拒绝。
罗斯福对戴维斯的报告很感兴趣，因为报告中阐述的理由，正是他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国共两党在战后爆发内战，很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冲突；而且，如果万一获胜，中国也会倒向苏联。因此，与建立某种联系，可以加强美国的影响力，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他巧妙地避开了“”、“八路军”等字眼，而是要求蒋介石同意向“华北”派遣美国观察团。蒋介石似乎是摸到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他在2月22日回电，表示同意为观察团“提供方便”，但他强调指出，观察团只能去那些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罗斯福没有理会蒋介石提出的这些限制，他在3月2日通知蒋介石，美国方面将在近期派出观察团，但仍然没有涉及观察团要去的具体地区。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根据总统的指示，开始准备观察团的人选。史迪威挑选了一批既懂中文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担负这一任务。他任命曾在第15步兵团工作的包瑞德上校为团长，并派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做他的政治助手，这两个人都是地道的“中国通”。观察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在华工作多年的军官。他们为观察团起了一个寓意深长的代号“迪克西”。这个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中的“迪克西”指的是当时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南方各州。但是，当观察团准备出发时，却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挠，他坚决反对美军人员到区域去。4月，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劝说他取消对观察团的限制，但仍然被蒋介石拒绝。
为了说服蒋介石对采取合作态度，并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团，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赴华访问。行前，罗斯福对华莱士说，希望蒋介石能像“招待一位朋友”那样对待人，“朋友之间不应把事情做绝”。他要华莱士转告蒋介石：“如果蒋委员长不能解决好问题，他这位总统就无法使俄国人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
6月20日，华莱士来到重庆，随即于21日至24日，连续同蒋介石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的意见，并要求允许美军观察团去延安。蒋介石先是表示拒绝，但后来又改变态度，同意了美国方面的要求。但他提出，美国方面不能和人采取任何联合行动。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后，驻华美军司令部于7、8月间分两批向延安派出了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和他的政治助手谢伟思不久便发回了一批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和区域在政治上的蓬勃生机。
华莱士虽然说服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但他本人却也接受了蒋介石、宋子文、陈纳德等人在攻击和诬蔑史迪威方面对他施加的影响。他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建议撤换史迪威。他认为，如果能有一位合适的、能够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人来取代史迪威，“可能会引导委员长改革自己的政府”。
不过，这时的罗斯福已经不再考虑撤换史迪威的问题了，相反，他却在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下，对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有了新的设想。
1944年，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4月，日军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攻势——“一号作战”，其目的是要占领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以便经由中国大陆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一带的日军连成一气。同时还可摧毁中国内地的主要空军基地。
从4月中旬开始，日军出动15万人首先对河南发动了进攻。在日军的攻势面前，国民党的43个师约40万守军一触即溃。仅1个多月，日军便占领了郑州、许昌、洛阳等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南段。5月下旬，日军又从武汉出发向湖南发动进攻，至6月中旬即占领长沙，并包围了衡阳，当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一号作战”的凶猛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使同盟国感到十分震惊。这一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以中国大陆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将成泡影，而且即使同盟国占领了，日本，中国大陆的日军仍将是一支强大的抵抗力量。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单凭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不仅无法击败日本，甚至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而经过史迪威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却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中显示了重大的作用。两相比较，美国最高统帅部不难对挽救中国战场危机的办法作出新的决断。
6月30日，美国陆军部作战司的托马斯·汉迪将军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史迪威提升为上将，并由他指挥中队作战。他认为，史迪威比其他将领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形势，但他克服了这些困难，“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并指挥了“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一页”的密支那战役。
马歇尔认真考虑了这项建议，并马上在第二天就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正在缅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以征询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过，他没提晋升上将的事，担心这会影响史迪威作出清醒的抉择。
7月3日，史迪威在接到马歇尔的电报两天之后，给他发去了一份回电。他非常清楚要蒋介石接受这一安排的艰巨性，并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总统能给他（蒋介石）发一份非常强硬的电报，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入和利益，指出由于中国忽视陆军而引起的严重困境，坚持在紧急的情况下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大元帅或许会被迫授予我指挥权。我相信，中队会接受我的。……假如没有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我就不接受这项任务。即使得到绝对指挥权，但由于中国遭受的破坏太大，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补救，这就是从山西发动反攻，经过洛阳攻击郑州和汉口。……人也应在山西参战，但是除非大元帅与他们达成协议，否则他们是不会参战的。两年前，他们曾主动提出与我共同作战，现在他们仍可能听我的。……这些问题必须用最强硬的方式向大元帅提出，否则他将会继续拖延，并大喊大叫地要求援助，而他自己不会比过去多做任何事情。总而言之，拯救中国仍有一点微弱的机会，但必须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大元帅必须把全权授予一位指挥官。……把握无疑很小，但在此时此刻，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解决办法。
接到史迪威的回电，马歇尔立即按照他的想法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4日呈交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建议总统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并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授予史迪威指挥所有中队的权力。备忘录还坦率地指出：自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以来，由于忽视提高中国陆军的战斗力；把主要的租借物资都交给陈纳德，导致了“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尽管这一批评明显地包含了罗斯福，但罗斯福还是马上同意了这些建议，因为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
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我们授权于一个人，来协调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包括的军队。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和在组织、训练，特别是指挥你的中队作战方面的才能。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消除目前的灾难，这一灾难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我们战胜日本的整个计划。我准备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中国，置于你的直接领导之下，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和美队。你应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与权力，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势头。我觉得，中国的局势是如此的危急，以至如果不采取大胆而适当的实际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我向你保证，就我来说，丝毫没有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向你发号施令的意思；不过，整个亚洲的未来，以及美国在那个地区已投入的巨大努力，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严重关注。请记住，意大利、法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实都已清楚地表明，单凭空中力量是无法阻止顽强的敌人的。
蒋介石拿着罗斯福的来电，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电报中不仅要求他把中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自己屡次要求撤换的美国人，而且还完全否定了他极力推崇的“空中战略”，特别是还要求史迪威来指挥的军队。这几项要求，像一根根钢针扎在他的心窝上。他曾设想了“拒绝”、“接受”和“缓和”三种应付办法，并权衡了三者的利弊。罗斯福的强硬态度恐怕容不得他“拒绝”，从切身利益来说又万不能“接受”，最后他决心以“缓和”处之。
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和”企图，而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在7月9日的回电中，尽管他也催促蒋介石“为史迪威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蒋介石关于需要一个“准备阶段”的托词，同时，他同意向重庆派遣一名美国政治代表。罗斯福的答复虽然仍保持着强硬态度，但已给蒋介石留下了可乘之机。
7月2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提出了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三项先决条件：第一、的军队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之前不能交给史迪威指挥；第二、必须首先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和蒋介石的关系；第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政府或其最高统帅接受”。显然，在美国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并就三项条件达成协议之前，蒋介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准备””下去。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并将在近期内赴华。8月23日，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三项要求作出了回复。关于军队问题，罗斯福认为：“让史迪威将军指挥的部队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那些愿意打日本的人援助显然是没道理的。”关于史迪威的权限，罗斯福表示，他应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中队，两者应该是“国家元首和他的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关于租借物资，罗斯福指出，准备作出一项新的安排，“让史迪威卸掉这个负担”。他知道，蒋介石一直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这是引发他和史迪威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方当时的设想是成立一个中美双方的联合委员会，来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两天以后，赫尔利从华盛顿起程，经苏联和印度飞往重庆。
在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频繁交涉的过程中，史迪威正在锡兰康提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当时蒙巴顿去英国开会，他临时来这里主持工作。马歇尔把罗斯福与蒋介石交涉的情况都电告给了他，并告诫他要尽力避免触怒蒋介石，还要他以更多的精力发展与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关系。史迪威很乐意听从马歇尔的劝告，但在这方面他却一直难以做好。
8月2日，美国正式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的任命。当时美国陆军中享有这一军衔的口右马歇尔、阿诺德、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史迪威能进入这一行列，自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他发来电报，把对他的任命称作是“我所签署的命令中，最令我满意的一个”。
8月30日，史迪威离开康提飞往印度新德里，准备在那里迎接总统特使赫尔利，而后与他一同飞往重庆。
史迪威非常清楚此次重庆之行的艰巨性，但他仍抱有强烈的使命感，抱有坚定的信心和希望。他觉得，只要能说服蒋介石授予他指挥权，他就有信心重整中队的防线，打退日军的进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他完全相信4．5亿中国人民和400多万中队的力量，只要给他们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施正确的组织和指挥，就一定能战胜日本人。正是：“一号作战”攻势凶，为挽危局再衔命；重任在肩升上将，壮怀激烈赴山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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