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功骄傲发疯狂，内外矛盾日紧张；怀疑一切搞肃反，大批干部惨遭殃。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内不同政见增多了。从此，斯大林更加专心致志地投身于他所设计的“伟大事业”。不管遇到什么阻力，不管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他决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也不惜一切代价清除各种阻力。
大规模的“镇反”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号下进行的。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2 —3 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寻找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社会主义的深入进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事实上，这种恐怖手段不只用来反对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对分子，而且还把矛头指向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他们被诬陷为“两面派”、“特务分子”和“破坏分子”，而加以错误处理或被残酷镇压。
赫鲁晓夫1956 年2 月25 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披露，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 人，即70％；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 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达1108人，占一半以上。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他们对事业的忠贞信念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中，这些人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愈深入、敌人就愈多的论断，以及1937 年联共中央2—3 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野心家、阴谋家加以利用。他们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横加迫害，而且不断升级，1937 年被诬告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就比1936 年增加了九倍多。现在查明，这些案件多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所谓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其中前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埃赫的案件就是典型的一例。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的，审讯记录诬告埃赫犯有反苏维埃的活动。但是埃赫不服，1939 年10 月1 日他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哪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控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我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而对埃赫的迫害仍在继续，并且在1940 年2 月4 日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枪决了。现在查明，这纯系一件大冤案。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 年的党员，在沙皇时代蹲过十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的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与别人供出的那些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然而，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听取他的申辩。他在20分钟之内就被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现已查明，这又是一件大冤案，被指控的材料完全是造谣中伤。真是悲哉！痛哉！
同样，这场大清洗也涉及军队中大批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苏德战争初期，号称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败得那么惨，蒙受重大损失，除了由于斯大林对战争形势严重估计不足和盲目拒绝来自各方面有关敌人要入侵的情报，因而缺乏及时的战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场大清洗整肃了大批的优秀军官，严重挫伤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军总参谋部有近一半的军官被处死或被投进了监狱。据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 年第22 期披露，苏联5 名元帅中杀了3 个，15 名集团军司令中被整肃了13 名，85 名方面军司令中被整掉了57 名，195 名师长中仅剩下85 名，406 名旅长中剩下了186 名。这家杂志说：“根据可靠材料，斯大林在1937—1938 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000 名红军指挥员。”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被指控因背叛祖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是没有丝毫罪过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人民和党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企图推翻政府，更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的保安机关所断言的那样“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所谓轰动一时的“军官反党事件”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为了借刀杀人，希特勒的特务头子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炮制了两份极为阴险毒辣的情报。第一份情报是，红军总参谋部正在策划一个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这一阴谋的头子。第二份情报说，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信正在同德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间谍机关进行秘密接触。德特机关并通过巧妙的手法和途径，向苏联保安机关抛出了他们伪造的文件——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著名军事领导人为首的阴谋集团同德军合作的“证据”。
就这样，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就成了苏联红色政权的刀下鬼。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苏联最有才能、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当时他是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参谋长。他出生于贵族家庭，1914 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十月革命后，图哈切夫斯基就转到了苏维埃政权方面，并于1918 年参加了苏联。
1920 年他指挥高加索方面军打败了邓尼金的部队。他使红军充满活力，他是红军力量日益强大的象征。作为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和功勋卓著的将领，作为红色革命政权的忠诚保卫者，图哈切夫斯基享有广泛的声誉。除掉总参谋部这位强有力的领导，犹如推倒了一棵大树，加上大批高级和中级军官被整肃，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存在着严重的纪律松弛倾向，致使卫国战争初期，苏军防务和指挥陷入极度混乱，遭受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然而，在监狱中幸存下来的军官，他们虽然受尽折磨，但总算挣扎着活下来了，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而战。有的光荣战死，有的为祖国立了大功，像罗科索夫斯基、戈尔巴托大、波德拉斯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光荣代表。
斯大林发动的这场肃反运动，不仅给全党全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带来了莫大的不幸。1932 年11 月18 日，斯大林的妻子纳佳在和他发生了一场口角后，当天夜里就用一支小左轮手枪自杀了。这件事虽然是因为在招待会上饮酒问题引起的，但这件事的实质却反映了斯大林的妻子对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及其粗暴行为的严重不满和抗议。当她听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由于强迫命令许多人被拉出去枪毙，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联共中央，她所尊敬的斯大林过去的战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和她的丈夫持有不同意见而在挨整时，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因此采取了这种愤懑的激烈行动。
妻子的自杀，极大地震动了斯大林。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担心人们会说他是个严酷的、毫不体贴妻子的丈夫，竭力表明自己总是热爱和尊敬妻子的。他问他周围的人，难道他少陪她去几次戏院算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吗？她竟然发出这样的怨言，这说明她是多么地不理解和不支持他的工作。
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来说是一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以致失去了对同志、对朋友的信任。尤其是她留给丈夫的一张条子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这张条子被立即毁掉了，但斯大林的女儿从看到过这张条子的人那里得知，条子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为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出现的强迫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她从同学和朋友中听到一些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
对斯大林来说，被他视为“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这张最后的条子，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愤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斯大林认为她是作为一个反对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离开他的。因此，他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妻子的坟。
之后，为了减少精神上的痛苦，斯大林搬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因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妻子同住过的那套房间里。坐落在祖巴洛沃的那座别墅，经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的孩子们仍然上那儿去。他却在附近的孔策沃新建了一幢房子，在以后的20 年中他一直单身住在那里。但是他从未忘怀过她，在后来的岁月里，斯大林把纳佳在1929 年春天和夏天心情愉快时拍的照片，放大后挂在他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别墅的墙上。他往往难以忘怀地谈起她。妻子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支持他进行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试图理解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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