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怨不解怨生愤，长恨未消盟必拆。
先从刀笔起战事，洒洒洋洋函战开。
且说在第二十七章中我们讲到，到1948 年春，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出现全面紧张的状况。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又不是一天半天内形成的，事情的梗
概已在前两章综述。
前章也已表述，1948 年3 月18 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斯拉夫军事当局，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已下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处于敌对行动包围之中”。第二天，南斯拉夫又接到了从南斯拉夫撤出文职专家的通知。从此，南苏关系急转直下。
对于苏联撤退专家一事，南斯拉大方面以铁托的名义于3 月20 日复电苏方。复电中对苏方撤退专家的理由进行了驳斥：
3 月18 日，巴尔斯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他收到了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的电报，电报通知我们，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退所有军事顾问和教官，因为他们“处于敌对行动包围之中”，那就是说，他们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友好待遇。
苏联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召回它的军事专家，但是我们对苏联政府为作出这一决定所提出的理由感到震惊。我们根据这一指责调查了我国下级领导人与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关系，深信撤走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在南斯拉夫的整个居留期间，与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兄弟般的，非常友好的；在新南斯拉夫，对所有的苏联人一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未把作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告诉我们，使我们感到惊奇，使我们不能理解，使我们十分痛心。
再者，1948 年3 月19 日，阿米亚尼诺夫代办拜会我，并把一封电报的内容告诉我。
电报说，苏联政府还下令撤退在南斯拉夫的全部文职专家。我们不能理解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它使我们感到惊愕。基德里奇部长的助理斯尔泽恩蒂奇确实曾向你们的商务代表列别捷夫说过，依照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项决议，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经济情报，如果苏联人想得到这种情报的话，应当到更高一级领导机关，既南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索取。同时，斯尔泽恩蒂奇告诉列别捷夫，如果索取使他感兴趣的情报，可与基德里奇部长交涉。早就给你们的人说过，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直接从我国领导人那里得到一切重要的和必需的情报。
我方之所以发布这项决定，是因为过去我们各部的公务人员不管需要与否，对任何人都提供情报。这就意味着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人泄漏国家经济机密，而这些机密可能有时确实已落入我们的共同敌人之手。
如电报所述，我们不曾签署过任何特殊协定，规定我们的人不经中央或政府同意，不得向苏联经济工作人员提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经济情报。每当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情报时，我都毫无保留地把情报提供给他；我们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国家观点出发，苏联政府不同意我们这种态度，我们将感到非常惊奇。
同时，关于此事我们不得不否认所谓对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和代表“招待不周和不够信任”之类的理由。至今，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抱怨过这类事情，尽管他们都有机会亲自向我诉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会见任何苏联人。我们所有主要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上述理由不是苏联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我们希望公开告诉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指出自认为有碍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一切问题。我们觉得事态的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害的，而迟早一切有损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东西都必须消除。
苏联政府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获得情报，对此，我们认为应慎重对待，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自善意提供的。
3 月底，铁托等来了苏方对于3 月20 日电的复函。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捷夫在萨格勒布见了铁托。当时，铁托正在写字台旁。拉夫连捷夫一手拿着斯大林的复信，另一只手与铁托握手，铁托站着，他没有请客人坐下。
铁托立在写字台的背后，一只手撑在写字台上，另一只手快速地翻着复信。
看过头几行后，铁托感到自己好像中了雷击。拉夫连捷夫站在一旁冷眼瞅着，观察铁托的反应。铁托竭力控制着。
拉夫连捷夫向铁托逼近半步，问道，“什么时候答复我们？”铁托简要地说：“我们将考虑这封信。”会见总共只持续了三四分钟便告结束。
拉夫连捷夫走后，铁托从头至尾将信读了一遍。这封信是用俄文打印的，长达8 页，信笺上附有紫色“机密”的标记。
3 月20 日的答复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的答复是不正确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1 ）加加林诺夫①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了结了，因为你已收回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指控是诽谤性的。
所谓克鲁季科大同志②所讲的苏联政府今年已拒绝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已断然否认这一点。
（2 ）关于撤退军事顾问，我们的情报来源于武装力量部的代表的声明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们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才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被派去的顾问比要求的数目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本来就不愿把自己的顾问硬派往南斯拉夫。
然而，后来，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包括科查·维奇——南斯拉夫参谋长——在内）认为可以宣布有必要把顾问人数减少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说，苏联军队的章程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并说，出钱雇用苏联顾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军队的那篇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声明，说什么苏联军官从道德观点上看还不如英官①。
如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声明并未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于是，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在苏联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不是争取同苏联政府达成友好协议，而是开始辱骂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名誉。
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在苏联顾问周围造成一种敌对气氛。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① 加加林诺夫：曾对铁托有过不尊重表现的苏联官员。——本书作者注② 克鲁季科大：当时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本书作者注① 吉拉斯类似的话不是在南共中央会议上讲的，而是与铁托一起接见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时讲的。——本书作者注苏联政府还会同意把自己的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企图败坏苏联军队名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这种局面承担责任。
（3 ）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大部分来源子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捷夫的报告，另外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你说斯尔泽恩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捷夫说过，苏联专家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这一说法一点也不符合事实。下面是拉夫连捷夫3 月9 日的报告：
“基德里奇［南斯拉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经委会的助理斯尔泽恩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法令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捷夫。因此，不论过去许过什么诺言，他都不能向列别捷夫提供所需要的细节。对此进行控制，是国家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斯尔泽恩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本人打算与列别捷夫谈谈此事。”首先，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斯尔泽恩蒂奇根本未曾提到从南共中央或南斯拉夫政府得到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总之，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得必要的经济情报的各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南共中央交涉，那是滑稽可笑的。
其次，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看，真实情况显然与你所写的正相反，也就是说，南斯拉夫公安机关控制和监视了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
人们完全可以提出，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是在所有这些国家——曾遇到秘密监视苏联代表的类似行径。但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南斯拉夫公安机关的特务不仅跟踪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跟踪苏共在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会同意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4 ）你在信中表示，想让我们告诉你引起苏联不满和苏南关系紧张的其他事实。这些事实确实是有的，虽然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顾问没有关系。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事实。
（a ）我们知道，在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流传有反苏谣言。譬如：“苏共蜕化变质”，“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情报局是苏共操纵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例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从诸如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兰科维奇等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儿听到这些关于苏共的言论，当然是可笑的。然而，事实是，这些谣言在南斯拉夫很多高级官员中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现在仍在流传着；这当然正在造成一种危害苏共和南共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乐于承认，正如苏共有权批评任何别的一样，每个，包括南共，有权批评苏共。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是光明正大的，而不能是鬼鬼祟祟，造谣中伤，从而剥夺那些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可是南斯拉夫官员们的批评既不公开又不真诚；这种批评既鬼鬼祟祟，又不怀诚意而且带有虚伪性，因为他们一方面在背后损害苏共的名誉，而另一方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把它捧上天。这样，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苏共名誉、给苏维埃制度抹黑的手段。
如果南斯拉夫党员群众得知这件事，他们会认为这种反苏批评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否认这种批评与自己有关。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官员们背着群众暗地里搞这些批评的原因。
另外，不妨提一下，托洛茨基决意向苏共宣战时，也是从指控苏共蜕化变质、受了大国狭隘民族主义所国有的局限性之害等问题开始的。当然所有这些他都用有关世界革命的左的口号加以掩饰。然而，众所周知，是托洛茨基自己蜕化变质了，当他被揭露之后，就滚到苏共和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营垒中去了，我们觉得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倒很有教育意义。
（b ）我们对南共的现状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的南共，仍未完全合法化，还处于半合法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关的决议从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也从不发表。
在南共内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
党内没有或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人事书记又是国家公安部长，真是独出心裁。
换句话说，党的干部放置于国家公安部长的监督之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应当控制国家的全部国家机关，包括公安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公安部事实上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
可以理解，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共党内体现不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南共受到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吸收资本主义成分这种蜕化的机会主义理论的蒙蔽。这种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捡来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看作国家的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定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人民战线被看作主要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淹没在“战线”之中。在人民战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铁托同志在讲话中说：“除了人民战线的纲领，南共还有别的吗？没有，南共没有别的纲领。人民战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于是，似乎南斯拉夫这种关于党组织的个人吃惊的理论，却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
其实，这一点也不新。在俄国40 年前，一部分孟什维克曾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化为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建议用后者代替前者；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化为非党工农群众组织，再用后者代表前者。如所周知，列宁把这些孟什维克比作存心不良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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