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叶兆言（1957～），生于南京，作家。著有《死水》、《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等。
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这番话是在闻一多死后才说的，他地下有知，大约会很喜欢。闻一多生前曾对臧克家说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闻一多的著名，因为写新诗，因为被特务暗杀，这两件事都具有轰动效应，而容易被人忽视的，却是他的做学问，是他对古典文献所做的考订工作。能否静下心来做学问，从来就是一种缘分，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这份荣幸。闻一多算不上科班出身，留学前，他学的是外语，去美国留学，学的是美术，业余的兴趣则是写新诗，所有这些准备，和后来的一头扎在古文献堆里做死学问，似乎挨不上边。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鲁迅是学海军出身，后来去了日本，转为学医，日后则以写作为生。郭沫若也是学医的，似乎比鲁迅的程度还强一些，朱自清和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学哲学，徐志摩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徐后来去美国克拉克大学学历史，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最后读了政治，据说他去英国是为了向罗素学习，但是等他赶到剑桥，罗素由于行为出轨已被除名。
一个人最终是否有所作为，开始时学什么并不重要，闻一多的有趣，在于他做学问的极端。考察他的生平，写新诗和投身民主运动，时间都不长。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是个地道的书虫，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一多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按照我的想法，闻一多所以会走做死学问这条路，多少和他赌气有关。闻一多从美国回来，先担任中央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后来又任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任职时间都不长，其中重要原因，和这两所学校的保守学风分不开。一个写新诗的人在大学里没有什么出路，在老派的教授眼里，仅仅会几句外文和弄劳什子新文学，都是没有学问的表现。
闻一多显然想让那些老派的教授们明白，新派出身的人研究古典文献，不仅可能，而且会做得更出色。他身上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旧书中，压根就没有一点值得保留的东西，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身上保持着真正的五四精神，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和什么样的东西断裂，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那样让他如痴如醉，其痴迷程度和任何有考据癖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深入研究，他走的是最正统的学术道路，从训诂和史料考订下手，为一个词一个字大坐冷板凳。
认真研究闻一多学术思想的人并不是很多，首先是个难度问题，没有点学问基础，根本就不明白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考据文章对于外行来说犹如天书。今天的人心情大都浮躁，不可能像他那样陷进去，有人就算陷进去了，也是一种书呆子似的陷入，稀里糊涂一头钻进去，变得很愚蠢，再也拔不出来。今天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人并不在少数，以研究条件而论，要比闻一多不知强多少倍，可惜更多人的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当教授而刻苦，学问成为吃饭的本钱，成为谋生的手段，就像作家的专业是写作一样，为写作而写作，为发表文章便不考虑一切后果，所以研究和写作，不是因为内心的迫切需要，而是因为从事这些专业。换句话说，研究和写作对自己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瞎猫碰上死耗子，人生旅途中的一种巧合。
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对唐诗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境界。这也许和留学接受西方教育有关，他似乎一直努力寻找蕴藏在传统中的现代根源。他计划写一本具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文学史稿》，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留下许多未完稿的笔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是闻一多关注的焦点，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而且还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在方法上，既有最地道的朴学传统，又不缺乏世界最新的人文研究成果。朱自清先生对闻一多的评价很高，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年龄仿佛的专家学者，很难有人能与之相匹敌，可惜英年早逝，被暗杀时才四十八岁，正是最应该出成绩的年龄。
说闻一多是一名斗士，应该没有问题。他似乎对“死”有着特殊的兴趣，做的是死学问，下的是死功夫，面对的是永恒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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