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四年又过去了。
卓别麟在1940年完成了那部反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著名电影《大独裁者》，父亲那时已经移居香港。当地的利舞台经理想获得该片的首演权，知道我父亲和卓别麟相识，便再三请他致电代为征询。父亲因曾在该剧院演过戏，友情难却，便答应一试，并在电文末尾提到自己不久前曾在该剧院演出过。卓别麟很快就复电同意，据亲友后来的分析，一来因为两人的友谊关系，二来因为电文中那末一句话多半起了很大的作用，卓氏相信我父亲能在该处演戏必定是个很好的剧场，所以欣然同意。当时，美国电影在香港通常都在皇后和娱乐两家影院首演，唯独《大独裁者》竟在中国人办的一家主要上演粤剧和京剧的剧场首演，确实是个罕见的例子。
我还记得1941年秋，利舞台为了感谢父亲的协助，特地在星期日上午安排了一场专门招待他，父亲带我和葆琛兄去了，当时我们兄弟俩都在九龙青山岭南大学附中念书。父亲看后极为赞赏，后来还一连看了七次，嘴里常常谈论它。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父亲当时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痛恨，他本人见到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屠杀祖国人民，义愤填膺，毅然退出舞台，不与敌伪合作；《大独裁者》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法西斯分子无情的讽刺和狠狠的鞭挞，正合父亲的心意，老朋友的杰作替他消愁解恨。他常常对卓别麟那种大无畏的精神表示羡佩，逢友便问，“看过《大独裁者》没有？快去看看。”甚至对于我当时只是个13岁的小孩也问，“你喜欢其中哪一场？”
我说，“耍气球那场戏挺好玩。”
父亲问，“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答不上来。父亲便解释道，“那是讽刺希特勒的疯狂野心啊。他妄想统治全球，肆意玩弄那个地球仪，用脚蹬，用头顶，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最后地球仪啪的一声破了，他的美梦也会跟那个气球一样破灭的。”父亲接着还给我解释了理发室里那场戏的涵义，两个独裁者各自为了要比对方高出一头，扭动座椅的转轮使其升高，最后几乎达到天花板那里，座椅哗啦一下子垮下来，把两人摔个大马趴，意思也是讽刺那两个狂妄的家伙早晚会垮台的。父亲还解释了其他几场表演，可惜我现在都不大记得了。总之，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对于这部电影的政治涵义是相当敏感、深刻领会的。
对于卓别麟在这部电影里的纯熟演技，父亲也是很折服的。他举出卓氏舞弄地球仪时纵身一跃，跳上桌子，身轻如燕，矫健灵活，另一场用双手抓住窗帘，几下子就干净利落地爬到半空中，这都跟他的扎实的幼功很有关联，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的。另一场戏中，卓氏扮演理发师，按照所配的古典音乐节拍，一招一式地给人理发刮胡子，乐毕，理发全过程也完毕，父亲说这真是一场绝妙的艺术表演，看得出是卓氏动了不少脑筋，反复推敲，精心设计出来的。
关于卓氏早期扮演的小流浪汉的形象，父亲也有过好评，常常提起他在《摩登时代》里扮演的那个小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分工专拧螺丝扣，被折磨得从早到晚双手总在做那拧动的单一动作，出了工厂大门见到妇女身上的钮扣也误当螺丝扣，跑上前去不由自主地拧它一下，引人发笑。父亲理解卓氏在这里是深切同情工人苦难的遭遇的，认为他的表演意境较高，不同于那种单纯追求噱头而无多大意义的滑稽表演；他冷隽幽默，内心活动深藏不露，流露“一种富有诗意的、含蓄的像淡云遮月、柳藏鹦鹉那样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而且令人笑中有泪。在《大独裁者》中扮演酷似墨索里尼那个角色的贾克·奥凯就曾对卓别麟的儿子说过，“你父亲有一种本领，能使你喉中哽着泪珠，让你在笑中把它咳了出来。”
二次世战后，卓别麟由于战时曾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冷战时期对美国政府驱逐作曲家汉斯·埃斯勒一事提出抗议等等原因，受到参议员麦卡锡所操纵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一些报刊也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卓氏乃于1952年在气愤之下离开了他居留40年的美国，返回故乡英国，后又定居在瑞士洛桑附近的韦威村。美国检察长当时曾宣布不再允许他入境，等于把他变相驱逐出境了。父亲当时听说此事，对于美国当局如此对待卓氏这样一位大艺术家，甚感惊讶，愤愤不平，时常打听他的处境，对他十分怀念，后来听说他还在继续编演电影而感到宽慰，但父亲没有能看到他后期的几部电影。
1954年，父亲听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宴请卓别麟，并请他观看《梁山伯和祝英台》电影，甚感高兴，以为卓氏很可能重访中国。卓别麟当时看完《梁祝》，潸然泪下，夸赞它是部好片子，希望中国多拍这类电影，并对该片的优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还对中国记者说，“你们有数千年的文化，希望你们能充分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你们的成就会吸引整个世界。”又说，“我到过中国，但那是的中国，干罪恶勾当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现在的中国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切都在进步。你们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卓氏这一席对中国充满诚挚友好的谈话，我父亲当时是听到了的，心中对卓氏十分感激，我想广大的中国人民也会永远不忘的。
50年代末，父亲对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麟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比当年如何？”遗憾的是父亲在1961年病逝之前，两位朋友一直没有机会再欢聚一堂，重叙友情。
父亲和卓别麟都是三代艺人世家出身，少年的境遇也颇相似：年幼丧父，家境贫困。我父亲靠伯父抚养成人，卓别麟进过孤儿院和贫民习艺所；父亲6岁学戏，卓别麟5岁时因母亲嗓子突然嘶哑而登台代母奏艺。两人刻苦发奋学艺，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从而震惊艺坛，但他俩从来都不以为自己是什么天才。父亲说过“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关于父亲青少年时代的勤学苦练，我在《忆父亲的艺术生活》一文中已有过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单说卓别麟先生，他常常为了拍好几个镜头而不停地工作数日，累得精疲力尽，有时没有卸装就回家往床上一躺，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认得这位穿大皮鞋、戴小胡子的流浪汉是谁，卓别麟摘下一半小胡子，作个怪脸说，“是你们的爸爸呀！”“这就是作为一名演员的难处。表演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分是汗水，百分之一才是天才。”还对他们说，“人们称我为天才。我压根儿就没想做那样一位。我不过是按照我所见到的，我所感受的，把事物反映出来罢了。”
两位艺人成名之后，并未忘记苦难的过去。父亲一生从不骄傲自满，待人一向谦虚和蔼，在旧社会每逢赈灾义演时都是义不容辞地参加，同行或甚至一些陌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他都尽力解囊相助，这是京剧界许多内行人都知道的事实。卓别麟一生扮演过许多角色，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诸如补鞋匠、理发师、清道夫、士兵、小贩、杂技团的小丑、乞丐、失业者、孤儿等等，寄深切的同情予他们。他的化装室简陋不堪，范朋克曾建议他扩建得精致华丽些，他答道，“我如果有那样一间化装室，便刻划不出小流浪汉的形象来了。我需要的是一个跟他的身份相称的地方。”
他俩在幼时都没有读过几年书，十分珍惜光阴的宝贵，抓紧时间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知识水平。父亲除专心钻研京剧本行业务之外，还学习南方昆曲和其他地方剧种的长处，学习绘画，学习英语。卓别麟有空就读文艺和哲学著作，他喜爱阅读狄更斯、莫泊桑和马克·吐温的小说，从中吸取这些大作家对“小人物”的刻划的养料，以丰富自己的表演。他一生不爱出席无聊的宴会，宁愿呆在家里伏案读书写作，或是踱来踱去，反复思考他下一部电影的创作计划，卧室里的地毯让他走得都在中间磨出一道深深的足痕，他珍惜那条刻着他呕心沥血记录的旧地毯，一直坚持不让他的妻子给他换掉。小卓别麟说，“时间！爹爹总是把它看成好像是宝贵的珍珠。”
两位艺术家高贵的品质，勤奋的学习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向他们认真学习的。
如今，艺坛上的两颗巨星均已殒落，使人不胜惆怅，无限怀念。但是他们奋斗一生为世界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表演艺术遗产，他们所塑造的许多艺术形象令人难忘，这种不朽的功绩会永远记载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中，两位大师会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同样，两人的友谊，我想，也会为人们所乐意传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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