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父亲受尽了寂寞和枯燥的折磨。
最先使父亲察觉自己和外界的交流有了障碍的，是听觉的失灵。起初，还只在会场里听不清别人的发言；渐渐，家里人在一起，边吃饭边谈笑，父亲会忽然插进一句：“你们在笑什么？”问明了嘻笑的原由，才也点头笑说：“倒真是很好笑的。”有时候，父亲沉默了好一阵子，摇头说：“你们说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旁人无意间把他忘在一边了。
他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助听器上，用了好几年，先后买过三种产品，一种更比一种先进。后来却不知怎么的，用助听器听家里人说话，好像个个害了感冒，全都带鼻音，而且全是高音。有时四五个人同时说话，只听见男高音女高音还有刺耳的童音一齐向他袭击，非常之难受；父亲不得不把助听器关上，所有的声音固然全渺茫了，只是，看起来他仍旧跟大家在一起，实际却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后来，父亲完全舍弃了助听器。有谁跟他说话，要凑近他的右耳（左耳更聋得厉害），最好用他熟悉的言语，不高不低的声气，慢慢儿说。我习惯跟父亲说家乡话，然而我的家乡话早不是纯粹的苏州话了，夹杂了无锡、江阴、常州……各种口音。父亲原来就经常抱怨我说的话实在古怪，后来那些年要向他说明白一个意思，往往弄得他十分吃力，更加烦躁。因而，尽管哥哥每每来信向我描述父亲的寂寞，我去北京探望父亲比先前勤了，在父亲身边耽的日子比先前长了，与父亲的交谈却一次比一次少了。去年夏天，我孩子全家进京，看望祖父曾祖父。兆言有时进我父亲房里，坐在他的旁边。我父亲问：“可有什么事？”兆言说：“没事，来陪您坐坐。”我父亲听了默然，过了一会，说：“蛮好，来陪我坐坐。”
父亲的视觉衰退更早。七十年代末，戴上老花眼镜，再用三倍的放大镜，在日光灯或者强烈的阳光下面，才能勉强看看三号字的文篇。八一年底，青光眼发作，左眼剧烈胀痛，住了八宿医院；此后就和书稿绝缘了。我看父亲成天枯坐，时而劝他出去走走。后来有一回，父亲说：“你叫我出去走走。你说，我能到哪里去走走？”一想，果然。逛公园吧，即使把车子开到门口，公园里那么长的湖堤回廊花径，父亲还走得动吗；看朋友吧，俞平伯先生动员了女儿和外孙陪同（俞先生得过脑血栓症，非有两个人搀扶，才能够行走），前几天刚来过八条。吕叔湘先生又太忙。其余好些从“文化大革命”熬过来的老朋友，这几年又纷纷谢世，叫父亲去看望谁呢？从此，我不敢再跟父亲提“出去走走”的话。
除去日益衰老造成越来越深的寂寞以外，我以为父亲心里更有一层寂寞。
还在父亲耳朵不太聋的时候，有一晚哥哥和我陪着父亲喝酒，谈话中讲到了党内的不正之风，父亲显得极为忧虑和愤慨。我只怕父亲过于动感情，夜里会失眠，劝他说：“爹爹，不要动气。辛弃疾写了的‘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父亲没听明白，问：“什么？”哥哥替我补了一句：“一笑人间万事。”父亲板起面孔对我说：“我笑不出来！”前年父亲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5月，我去北京，到医院探望父亲以前，哥哥关照我说：“父亲这阵子心情很不好，有些话你不要跟他说。”一问，才知道当时社会上盛传的若干件理当归在“严打”之列的党内现象，父亲一一都听说了。我很怕父亲心情不好，担心万一自己说话不当，惹他发一顿脾气，惴惴地走进他那间病房。刚坐定，父亲就说：“你不用跟我讲什么，我听了生气。”（以往每次去北京看父亲，我总拉杂跟他讲些近日的见闻）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有些坐在台上的人，看他本人还不行，还要问令郎如何？令爱如何？尊夫人如何？”我哪能不明白父亲的意思？然而，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与十二条政治生活准则又颇多距离的员，能将什么宽慰我的父亲呢？无言以对。
沉睡
今年1月23日晚上，哥哥的幼子永和来长途电话，告诉我说，星期天夜里父亲突然接连咳嗽，气喘不止；当夜住进北京医院，经过各种检查，会诊的结论是肺炎引起了新的心肌梗塞（1967年父亲患过一次心肌梗塞）。院方发出了病危通知。我买了25日的夜班机票飞往北京；第二天上午就去北京医院。
父亲晚年极其消瘦，躺在老大一张病床上，白褥子白被盖，身躯仿佛剩不多少了。他看见我并不感到意外（院方没有告诉他病情的严重），微微抬起正在挂水的右手，伸出大拇指对我屈了屈，表示知道我到了。我见他这等疲倦，不再多说什么，坐在病床对面的沙发上，默默注视着床前心率监测器屏幕上，延续不断的绿色波纹。
有一个多星期，父亲的心率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正常；从七八年第一次因胆结石动手术以后，父亲相继闯过了好几个生死的关口，于是全家坚定了这一次将也能闯了过去的信念。不想随即起了变化，虽然心率尚属平稳，然而跳动的速度却上升到每分钟一百二三十次；检查的结果表明，刚进院时的肺炎和心肌梗塞都得到了控制，然而从外表看来，体力却一天更比一天衰弱，以至要想翻身、喝水，或是大小便，都不呼唤了，只是稍稍做一做手势。一天里他很少睁开眼睛，人家只当他在睡觉，其实并没有睡着，或者没有睡沉，一会儿气喘了，一会儿又咳嗽了。气喘连连，实在吃力。咳嗽也极其劳累，往往要咳十几二十来下，才能把已经堵在喉咙口的一口痰咳出来，可是刚咳出一口，另一口痰却又到了喉咙口，叫人看着恨不能替他喘，帮他咳。每经过这样一番折腾，父亲总自言自语祈求似的轻声说：“睡觉。”给他用了药和吃了早中晚餐以后，也常常轻声祈求说：“睡觉。”听日夜陪伴在他身边的兀真（哥哥的长媳，任父亲的生活秘书）和天天都去陪夜的永和讲，父亲分别和他们两个说过：“我要死在这张床上了。”然而，却始终不曾跟哥哥和其他人说过这一类话。
2月15日早晨，永和从医院回家，报告说：“昨天后半夜，是爷爷这次住院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了。”后来我去医院，主任大夫来查病房，都只为看他均匀地打着鼾，睡得那么沉，没有惊动他。上午十一点多种，主任大夫又一次到病房来，见父亲还在睡，说：“得把叶老喊醒了。”护士喊了几声，兀真又凑在他右耳上大声地喊“爷爷！”我正想，父亲好容易盼得一个好觉，就让他睡吧！却见主任大夫神色紧张地把神经科大夫请来了。这时候，除了用电筒照眼睛还有反应以外，用小榔头敲打手脚关节，掐眉心，父亲都没有知觉了。经会诊断定：父亲进入了昏迷状态。
这昏迷状态持续到16日清晨，七点五十分左右，父亲的心率突然忽快忽慢，哥哥和我接到电话赶去医院，只见大夫正在给父亲施行人工呼吸，心率监测器屏幕上还有一个摇曳的绿色光点，不一会儿，那绿色光点也熄灭了。
在悲痛的同时我又想：对于父亲来说，这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作为子女，我未能为他减轻晚年的寂寞，未能与他分担生病的痛苦，只有和哥哥姐姐共同编成他已经出了四卷的文集，寄托对父亲的思念。更盼望有朝一日，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真正得到了基本的好转。我也好在家祭的时候告知父亲，这将会给他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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