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
袁鹰（1924～），江苏淮安人，作家。著有散文集《风帆》、《悲欢》、《秋水》，诗集《江湖集》、《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等。
“束发读君诗，今束展君墓，清风江上酒然来，我欲因之寄微慕。呜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长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
秋风瑟瑟。我站在一座墓园前，低声反复吟诵200年前清代诗人黄景仁过李白墓所作诗句，涌动着相似的情愫。面前却不是当涂太白墓，而是同样在安徽长江边的另一座墓园。
夕阳无语。几行萧疏的树木，轻轻摆动尚未完全枯黄的叶子。周围没有房屋，也没有人影，墓园是寂寞的。
并不是无主孤坟，也不是乱草丛中的荒冢。墓前也有一块墓碑，碑前也有一方几米见方的小空地，供人凭吊，供人祭扫——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送过花圈。
简朴的碑石上，只有五个大字：
陈独秀之墓
碑石前面，简单的两行字，记载出生和逝世年月：1879年10月9日和1942年5月27日。
墓园安详地躺在墓主家乡安庆市郊。他奔走坎坷一生，遗骨总算由长江上游的江津小城沿着浩浩江水东归，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青山依旧，江流依旧，沧桑几度，人事全非。
他曾经令一代青年学子尊为思想启蒙的导师，奉为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旗帜；他曾经博得万人景仰，拥有煊赫的声名；他曾参与并且领导一场改变历史、改变民族命运的搏斗，创立一个新兴的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政党，担任它的最高领导人，在急剧变幻的斗争风云中起伏沉浮；他也曾受到创伤，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又被敌人投入监狱，最后幽居边远小城，穷愁潦倒，病骨支离，终于郁郁以终。
一个大起大落的奇特经历。
一部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书册。
而今，那些开天辟地的宏图，纵横捭阖的雄文，语惊四座的辩才，那些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经历，一切都随江上吹来的西风逝去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以作证，也应该作证：他那雄奇的一生都是在这条民族的母亲河畔度过的。
江水曾看见年青的陈独秀从安庆登船沿江东下，怀着拯世济民的壮志，去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在暗夜沉沉的神州大地上发出雄鸡的鸣声，呼唤新世纪的曙光。他最早地为被几千年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的枷锁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民族呼吸“德先生”（domoo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到来。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去北京大学主持文科教学，同李大钊等一批先行者推动伟大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威力，它留给后代人的思考、憬语、追求、探索，一直贯穿整整20世纪，而且一定还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我想抄录两段两位领袖对那位第一位总书记满怀敬意的评价。
一位是瞿秋白。他在1927年2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前，为自己的文集写了一篇自序。其中谈：
“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的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地与群众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废。”（《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出版）
瞿秋白作此文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策划和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还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在他被中国开除和并且背上许多罪名之后十几年，另一位领袖又说了一段话。
“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准备了干部。那个时期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这才成立了党。”（1945年4月21日：《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此几年以前，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谈起自己年青时代同陈独秀的接触，就一再明白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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