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浊的勾结
贪官污吏如果是少数,那还便于清除。贪官污吏若相互勾连并抱成团,要想整肃也就难了。而贪官污吏是必定会相互勾结的。惟其相互勾结,因此又相互包庇。因为不论这条长链上的哪一个环节被击破,都可能使这条长链折断,而清政府的统治,正是靠这条长链维系的。应该感谢张集馨的是,他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官场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许多例证。
前面提到过的朔平粮补同知祥山提用库饷七千两,几乎酿成兵变一案,事发之后,知府张集馨一面挪款垫补,平息兵忿,一面呈报藩台庆林。由于祥山提用库饷是受前任样璋的愚弄,而祥璋又与藩台庆林是亲戚,因此庆林就想为之弥缝。
怎么弥缝?无非是把亏空的钱设法垫补上去。于是庆林先要疏通立案呈报的朔平知府张集馨。庆林说:“这案若要实办,必要杀人。如果你专为兵饷亏空,那么七千金由我补上。如果一定要杀人,我想你也不忍,而巡抚申启贤也不愿实办。”这样软硬兼施,说服了张集馨之后,庆林又指派与此案有关的责任人,如祥璋、雁平道员、朔平前任同知等各帮数千两。理由是,若事情败露,都有牵连。就这样,一桩贪污挪用军饷的罪行便被不动声色地遮掩过去。
宁远通判锡伦病故,亏短仓库银两四万有奇。知府报告巡抚,巡抚不愿实办。为什么?因为这位锡伦与当时任侍郎、后来做到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隆文是至戚。于是,这笔亏空也只好由府、道分赔了事。
更有戏剧性的是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令。这位县令被藩司参奏,部议斥革。但他于心不甘,于是对参奏他的藩司(布政使,相当于今之省长一级官吏)实行一报还一报,开列了种种劣迹。这些劣迹中便包括了向各县摊派“饮差费”,贿赂汤敦甫相国、隆云章尚书一款。此案若奏禀上去,不但陕西一班官儿会吃不了兜着走,就是在中央的一些要员也不免牵连进去。
于是,藩台只好与林通挪,答应将介休的巨万亏空,概由接任承担。又搞了假证明,证明贿赂使臣之事,全无根据。这位县令自己,则不但化险为夷,而且私囊中饱,亏空都落到继任头上。
介休县令由原五寨县令多瑞接任。五寨是个穷县,油水不多。介休相对肥美。因此,多瑞一口允诺林县令的亏空由他填补。但多瑞决非傻瓜。一旦接手介休,拼命搜刮,不到两年便因案降调。待到降调令下,多瑞一面连夜将地丁钱粮二万金由后墙偷运出衙;一面又状告各上司收受馈送,企图堵住各上司的嘴。果然,多瑞得逞了,林令的亏欠,他一点也没有弥补,自盗的地丁钱银一点没有交。林、多二任的亏空,只好由各州县令分二十二年流摊赔补。
介休县这类案例倒并非罕见。由于贪贿已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每一案件都牵连甚广,若要认真查处,只怕查处者自己也不能免。所以只好能包庇则包庇,能掩盖则掩盖。张集馨用了“弥缝”一词,倒是颇能形容其状。
山西忻州知州韩宝锷任上亏空地丁银八千余两,竟公然向巡抚申启贤禀告,恳请设法替他弥补,以免受到查究。他还推荐隰州知州董梁来接替他。果然,当巡抚、布政使当面问董时,董指天誓日,答应一定为韩补上亏空。可是等到巡抚离任、布政使调迁,董梁立即把亏空上报,要求立案流摊赔补,而且亏空的金额已不是韩宝锷的八千余两,而是一万五千余两,差不多又翻了一番。
四川犍为县知县朱在东被撤职后,查出亏空九万余两。这里还没有参奏,朱在东却已扬言要上京告状。告什么呢?告历任将军、司、道、府的官吏俱有收受贿赂。朱还说,他那里掌握着各种馈送的簿书记录。这一来,总督琦善也无从下手。了结的办法也无二致,一方面威胁朱在东,堵住他的嘴;另一方面则各有关人员各自出资,凑足亏空。
张集馨感喟道:“群小错居,反复构衅,黄雀螳螂,互相窥视,吏风污下,不可挽回。迁流更不知何极也。”如果再要补充,或许还要加上:利害与共,荣辱相关,粉饰弥缝,彼此遮掩。淖泥之污,覆盆之暗,纵有妙手,难以回天。三尺之冰,洵非一日之寒也。
吏风如此污下,皇上是否知道呢?倒不是完全不知。张集馨第一次由翰林外放知府时,道光皇帝就曾要他考察官吏的良莠,说:“州县流品甚杂,汝当明察暗访,告知督抚……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蹋耶?”后来张集馨赴四川按察使之任时,皇上又对他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妆当思之。”
道光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为时已晚。一旦成为风气,便已不是曲突徙薪之时。“明察暗访”也罢,“诸事整顿”也罢,都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再也难挽颓风了。
黑暗的吏治
官吏们都忙着如何捞钱刮地皮,哪里还能究心于政事。地方官吏的催征、审案,也都成了搜刮的手段。
山西宁远通判,绰号“齐楼儿”,目不识丁,声名狼藉,顾名思义,其人可知。
代郡每年征收驿草十数万斤。官府竟做无分量大秤,常有七八十斤上秤而秤不起花,必须交纳使费,始肯收受。这些都还是小焉者也。诬良为盗,滥施刑罚,官匪一家,草菅人命,更是闹得百姓覆盆之下,难见天日。
张集馨任四川按察使时,四川已是盗贼遍野,而最可怕的又是官匪勾结,虐政害民。
盗贼之多,因为官吏包庇。宝兴担任四川总督时,专务粉饰,属吏大都仰体上意,于治安之坏,率多讳匿。简州一带劫案三百余起,官府皆隐匿不报。到了瞒不住的时候,又滥捕无辜。仁寿县县令刘钧贻,县内连报劫案。由于上司催督捕盗,他就把十五名盗犯解省。等到真犯落网,才知这十五人尽是冤枉。省里将十五人释放回县后,刘钧贻竟恼羞成怒,依旧下令将十五人监押至死。犍为县,金堂县,南川县等地也都发生过诬良为盗的事例。
在资州,判处永远监禁的犯人周鸣同因为在监日久,成了牢头。他在牢里聚犯赌博,高利盘剥,逼奸女犯,无恶不作。新犯入监,周鸣同便伙同囚犯将新犯吊在木柱上,用水桶挂在犯人背上,又令他口吹尿壶,用竹签拷打逼赃。若是钱不够数便拷打不已。后来,周鸣同竟连解往省里的过路寄监犯人,乃至押解犯人的差役也敢吊打逼赃。吏目姜淳因为周鸣同按月交纳规礼,对他从不过问,任其胡为。州牧发现,欲惩处周鸣同,周竟鼓动众犯鸣锣击鼓,放火烧监,以致州牧也只好将他释放。这些事听来都如海外奇谈,但却在那个时代真真实实地发生着。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四川省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刘喜海,凡有犯人解到,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然后再问供。如果问不出案情,定不下罪名,便在大堂之上杖毙。后来传闻大堂之上常闹鬼啸,刘喜海心惧,又把犯人押到城隍庙,在神前揲定生死。如果得阳,便免死;如果得阴,便立毙。张集馨写道:“官踞于上,犯詈于下,严刑惨酷,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然而,这样的官吏依旧好官我自为之。即或有如遂宁县令徐均通那样制造冤案败露的,也因为有至亲当大官,“格外优容”,或易地为官,或草草称病辞官了事。
官既似虎,吏卒也如狼。四川各县都设有卡房,无辜百姓,常被拘押其中,每天给一碗稀粥,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至于真正的盗贼,反倒受到包庇。“营兵、县役,乃窝匪之魁”,销赃窝匪,无恶不为。及闻捕拿,先传消息。甚至四川总督宝兴署中的官吏也都同盗匪勾结。
这样官匪一家,相互勾结的结果,闹得抢掳勒赎之案无日无之,甚至白昼杀人于市也无人过问。就在省城附近,抢劫之案也动辄数百人。老百姓住在乡下的想进城,住在城里的想下乡,没有一块宁静的地方。
一个社会,官吏如此昏庸,官风如此,吏治如此黑暗,即便卫道士们如何吹嘘粉饰,也都难以挽救其覆亡的命运了。
少年时读历史,我最不爱读的便是近代史。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极大地损伤着我的民族自尊心。那时,老师们大都着眼于外敌的入侵,而于内政的,叙述颇为简略。张集馨的这部年谱,却使我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史实。这确实是一部可怕的书。但是读过之后,就会明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败然后人摧之。《红楼梦》一书,抄检大观园是写得最好的章回之一,而抄检大观园这一回中,贾探春的一段话,又可谓至理名言;“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国到1840年之后的一败涂地,正是内部腐烂的结果。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作于本世纪初。小说刊出后不到十年,清王朝便最终覆灭了。但是,若从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算起,则整整迁延了半个多世纪。这也正应了那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话了。
我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读一读这部可怕的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可怕的历史,而且因为这可怕的历史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搬演过——带着泪、带着血地搬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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