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官儿”怎么办呢？他有许多要考虑：江南的封建地主的要求，他不能不考虑，如果钟相一流的农民怒潮把封建地主冲掉，那岂不是大宋皇帝的宝座发生了动摇？流亡的封建贵族的要求，他亦不能不考虑，因为这些失却了巨大“庄园”和农奴的贵族们虽然在经济上已无足重轻，但在一部分的文臣武将中间还有势力。敌人金国方面的态度呢，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给他一个可以苟安半壁的暗示。只有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农奴的要求，不值得高宗皇帝一顾，因为他们的要求和他宝座的利益两不相容。但是还有一个暗影使得高宗坐卧不宁，这就是主战派的代表岳飞的威望和实力一天天增大，颇有成为武臣中巨头的可能，（岳飞当时为三个宣抚使之一，地位实力与韩世忠张俊相埒）。而这是祖宗深切垂教必须防杜的一件事。
秦桧自金逃回，当时即有人疑其在金首唱和议，故金人纵之使归；秦桧是否承受了金人意旨，归作和议活动，暂不置论。但秦桧对于时局的看法，当与高宗所焦虑者正相合拍，加以他又知金人暂无南下之意，更可使高宗放心。所以奏对以后，高宗即信任之，称其“忠朴过人”。
问题非常明白：如果为“民族利益”着想，或者，把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统一起来着想，则对外必须主战，对内必须改善人民生活，裁制豪强，并使每年八千万贯的军费由拥有无数“庄园”与农奴的封建地主负担其大部分；但这样伟大的气魄，英明的果断，非所望于高宗！于是退一步，专从保守“祖宗基业”，巩固宝座着想罢，那么，一、既不愿裁制豪族，损及封建地主，二，就不能解决甚至缓和农民的骚动，因而三、兵力如用以对外，即无以防内，况且四、即使能够收复汴京，在“祖宗基业”上所加益者不过一个残破的旧都，而势将产生一个兵权太重的武臣（岳飞），则对于宝座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把这些利害轻重仔细考虑以后，当然和议是“上策”。而岳飞也不能不杀。所以我说宋高宗并不是庸碌糊涂的人，倒是颇为精明！
但是主战派的流亡贵族的反响也得预防，所以又假装糊涂，由秦桧出面去干，以便反响来时有一退步。所以我又说，这一件公案实在是高宗和秦桧串通了干的。说高宗全不知情，而只是秦桧矫诏，或说高宗受了包围，这都是皮相之论。
南渡以后的“国策”就这么决定：对外纳款求和，对内加紧剥削，以剥削所得，每年化八千万贯养兵，专门镇压民众。
历史上，在特定的时机，封建皇朝的利益，可能与民众利益相一致；宋朝南渡之际就是这样一个时机。可惜南渡的君臣虽尚精明却远不够英明，而气魄之小，又如田舍翁，因此只配北面称侄，以小朝廷自娱！
封建皇朝的君主，也有能将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合成一致，有大作为，而为本民族争光的，唐太宗差为近之；这样的封建君主也就是民族英雄。所以唐太宗毕竟可敬，而宋高宗则可鄙；所可叹者，世间还是宋高宗居多！
8月13日
选自《笔谈》第3期，194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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