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嘉峪关，从哈密到巴里坤，翻过三十二盘天山之脊，那路是凿出来的，“张骞通西域，史家谓之‘凿空’，为不谬也！”左宗棠对属下说。
三间房和十二间房，那风沙能把人马席卷而去，古称黑风井，时称风戈壁，也就是《汉书》所说的“风灾鬼难之国”……
“锤幽凿险，化而为夷。”这是左宗棠给清王朝奏稿上的两句话，可是兵勇艰辛，路途劳顿，路之难筑，树之难栽岂是千言万语说得清的？
左宗棠又吟哦了一番：昆仑之墟，积雪皑皑……便扬鞭策马而去。
左公柳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一块告诫人们“勿翦勿伐”的告示牌，挡得住随后的风雨和贫困吗？
对大西北的人民来说，维持生计所急需的是粮食与柴薪。对于身陷贫困中的人来说，要求他目光远大是天方夜谭。曾经绵延3000里的左公柳的命运仍然免不了被砍伐当作木材与柴薪，真是可悲可叹。
河西走廊：祁连山的树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次地遭受到人为的滥伐，以致河西的沙漠化日甚一日，富庶之地变得穷困潦倒。而在近代惟一一次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以军队为主力的、曾经种植3000里之远的行道树木，实际上是改变中国西北生态环境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左宗棠在西北亲历了光绪三年的百年未遇的大旱，饿尸遍野，焦土满目。开仓放赈，自己捐出俸禄，那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再加上沙渍戈壁的横亘总是终身难忘了。那时左宗棠不可能去全面地治理沙漠，种树开渠虽是权宜之计，却成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如果说左宗棠筑路、种树，横贯陕甘两省直到新疆，其功厥伟的话，那么这“新栽杨柳三千里”，在左宗棠离任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几乎砍伐殆尽，则是更加惊心动魄的。
我惊心动魄地想起了三北防护林的现在和将来。
左公柳的兴衰，不是恍若眼前吗？
左宗棠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主张“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可惜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要为社会、历史种种条件所限制，孙中山先生的造林如同他热衷的修铁路一样，只能托付后人勉力为之了。
三北地区近8000公里的风沙线上，如今已建设了15年的防护林体系，可以说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蔚为壮观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然而，它所面临的困扰却与当年仿佛。西北苦，甲天下，至今犹是。风沙沿线的人民因为三北防护林所奉献的人力与热情还能维持多久？建国45年来汗水浇灌的林场普遍萧条，有的已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那么三北防护林更艰难的三期及以后的工程又如何去完成？
与此同时，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速度与面积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个伟大的工程，开头难，坚持下去更难，使之成为真正的绿色长城，庇荫半壁河山之日，那真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西行路上，能不教人感慨万千？
当我登上嘉峪关，远眺祁连山雪，西望大漠戈壁时，忽然觉得残片似的历史有了空旷感，今日的荒凉既与历史的也和未来的荒凉连接着，人世间兴兴衰衰多少事，惟有这大漠依旧、戈壁依旧；高大的衰朽了，细小的幸存了；人的创造如此艰难，人的破坏力如此巨大；谁来拯救人类呢？
左宗棠的西行之路自然也是百感交集的。在他之前30年，林则徐蒙受不白之冤于1842年被充军伊犁，途经兰州，甘肃布政史程德润设宴为其洗尘。
如今左宗棠正奔走在林则徐的放逐之路上。
大戈壁原本就是大悲怆。
它埋没了多少？它掩盖着什么？哪里是林则徐的脚印？
嘉峪关上，当左宗棠面对祁连山皑皑积雪吟哦林则徐在嘉峪关写的《出嘉峪关感赋》时，左右随从无不为其诗其声而掩泣——
严关百尺界天西，
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
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峭摩肩立，
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
回首只见一丸泥。
吟罢低眉，黄风四起，左宗棠老泪横流：“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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