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抄。
我默默地背诵。
记得，当我读到马德兰市长，在法庭承受良心审判的那一章节，我的心颤栗了。从法官到听众，没有一个人怀疑马德兰市长就是逃犯冉阿让；而那些嫌疑犯不断被提进法庭，代替冉阿让接受审讯时，冉阿让——更名改姓的马德兰市长，突然从尊贵的旁听席位站起来，缓慢而沉重地走上被告席。法庭上下先是惊愕，后又哗然，在这短短时刻里，马德兰市长的黑发童话般地变成雪白——只有雨果才有这样奇伟而浪漫的想像力，冉阿让在这个章节中闪烁出了人的真正光辉……
至今，我抄写这一章节的本本犹在。历经时间的凋蚀，以及劳改队老鼠的吞噬，纸页已然变黄，边边沿沿残留着鼠牙的印痕；但是，用钢笔抄写下的密麻麻字体，却没有褪色。出行欧洲之前，行程匆忙，要是能携带上我这个“囚徒”的笔记，并将它呈现给雨果博物馆，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可惜，我忘记带上了它。
小杜见我对雨果雕像一片依恋之情，虽没有开口催促我离开索尔邦学院的广场，但他不停地看表，分明是一种无言的提示。他虽读过许多雨果著作，能滔滔不绝地论及雨果戏剧中的人物，但因他和我经历心境不同，他无法觉察到我此时的心绪之复杂。忆往昔，我不也是个东方的“冉阿让”吗？像磨盘上的驴儿一样，走着我脚下无穷尽的圆弧……小杜——一个留学法国的博士研究生，能对人生理解得这么多吗？！
巴黎街头的行人脚下匆匆，显示着欧洲人特有的气派。我脚步踽踽，不要去比那些金发披肩的男士女士，就是和小杜相比，我也总是落在他后边老远。因而，小杜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等我；
“累了吧！”他很关切。
“是的。”我觉得心疲累了。
“坐会儿吧！”刚才他就这样说过，“不然拦一辆‘的士’，这儿离雨果故居，路还不近呢！”
我未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吝惜口袋里的法郎——只要不遇上巴黎扒手，法郎足够我花到返国；实因雨果的那尊手托腮的雕像，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凉，我愿意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慢慢品味其中的苦涩；粗略想想，雨果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直到生命的垂暮之年，他还不忘勤奋地笔耕，作家的桂冠，对他说来是受之无愧的。我是什么？能算个作家？几本小文，疵斑累累，回首望之，常使自己脸红心跳。重返京华以来，尽管自己一直警惕惰性浸入骨髓，但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偿补一下二十年流放之苦的安逸享受意识，还是时有漫延之势，面对雨果，我深深地感到内疚。我又想到我们可敬的老一代作家和文苑的后生晚辈。知自尊自爱者固然多多，但也不乏安徒生童话中的胸前挂满勋章，“光着屁股的皇帝”。其实，人的才情有大有小，“光着屁股”也无甚难堪之处；可畏的倒是，兜里装着一部长篇或早年几篇小说什么的，便动辙以文坛霸主自居。那架势，颇有取巴金老冰心老而代之的虎威，实不知世界上有“廉耻”二字矣！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兄弟、小姐妹们，有的刚刚写过一两篇小说、或几首小诗什么的，作家、诗人的彩色花环，就套在了自己的颈上（也有恐怕被别人误认为不是新潮代表的评论家，而跪拜奉献的）。如果这些本不是鸡群之鹤的“鸡群之鹤”，能在雨果雕像脚下站上一两分钟，审慎地问问自己：我到底算不算个作家，那该有多么体面？！
下午三点，小杜带我终于再次来到雨果博物馆门外。大门敞开，人流如涌，早晨见到的那种冷清和寂寥已不复存在，说着西班牙、意大利和亚非语种的雨果读者，进进出出。
经小杜翻译给我听：这所小楼是雨果三十二岁到五十岁的故居，这段时日是雨果创作的黄金岁月，因而在他几所故居中这所故居占据着显要地位。抬头望望，曾被授与法兰西文学院士、功成名就的伟大作家的故居，外表并不那么辉煌，一座四层小楼，有的楼窗漆皮已开始斑剥，使人看了有一种破落之感。走进楼内，色彩和格调也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红漆涂过的楼梯，被一批批的朝圣者，踏得露出白白的木茬。一楼陈列的照片、画相和遗物，多是雨果的童年及其家族的历史。上了二楼，和雨果创作发生密切关联的遗物骤然多了起来。玻璃橱内陈列着雨果的原稿手迹和与友人的信函，还有法兰西文学院授与的院士功勋带，以及他穿得破旧的西装坎肩……平凡和不凡在这二层楼房里并存，充分揭示了雨果从平凡中赢得不凡的崎岖里程。
每层楼房都有七、八间屋子，每间房子都有博物馆文职人员看管。在雨果的写作间里，除保存了雨果伏案挥笔疾书的木桌木椅之外，墙上镜框中间镶嵌着许多法国著名画家生前为雨果画的肖像。在墙的一角，木几上摆放着雨果的半身雕像，它无肩、无臂、雕塑突出雨果的胸部和头颅。雨果的目光既不看窗外的远方，也不看室内如织的来者，他低垂着被胡须遮盖着的下颔，圆睁二目似在为整个人类祈祷着光明的未来——那是雨果毕生追求的人道世界。
拾级而上到了三层楼，不禁使人愕然，原来珍藏着雨果各种版本著作的资料室，不接待瞻仰者。正在郁郁不知所措之际，小杜按响门铃，开门后，他向一位年轻女士叽哩咕噜地讲了老半天法语。并递上我的名片以证明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看那女士的脸色由阴转晴，大概她确信了我们来瞻仰雨果的诚意，又确信我俩不是乔装的文匪，便礼貌地让我们进得门来。
这是宽敞的丁字形大厅，四周都是钢琴色的高大木橱。密密麻麻的大格子里，陈列着各国出版的雨果著作。从他早期的有浪漫主义宣言的剧本《克伦威尔》，到后期小说《九三年》，以及诗歌《惩罚集》、《历代传说》等等。那位女士兴致勃勃地开动电脑，找出中国于八五年召开记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的会议文稿。这些文稿汇同世界各国对雨果著作的评介文章，装订成一叠叠的资料册，这些资料橱阁整整占了大厅的一面墙。
感叹之余，不禁有些遗憾，这儿虽不缺中国评介雨果著作的资料，但在整个大厅却无一本中文的雨果著作。在我记忆中，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多种雨果作品的，为解疑我询问那位女士说：
“这是不是你们工作的疏忽？”
她笑了，对我反“将”一军说：“这是中国出版雨果著作的出版社，欠缺礼貌。包括非洲出版雨果的书，都和我们打招呼，贵国出版机构出版雨果著作，事先没有函告我们，事后又不赠送样书，我们无从知道。”
我顿时哑言。是啊！这到底是谁的疏忽？从五十年代起，雨果著作已经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传；历经三十几年的光景，巴黎雨果博物馆中还没中国版本的雨果著作，这也算一件不大不小的憾事吧！
《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一节，曾有夏娃偷吃禁果繁衍了人类的神话，我们也能把翻译雨果著作的目的，是为了繁衍世界文化以此来解释我们的摘果行为吗？
前者是人编的神话！
后者是人为的现实！
愿雨果在天有灵，切勿为此而怒发冲冠。
1987年10月3日于北京
选自《人民文学》，198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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