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李国文（1930～），原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
春天是不知不觉来的，她走的时候，也是悄莫声儿地在不知不觉中离去。既不像秋天落下那么多的黄叶，“无边落木萧萧下”，造下满天声势；也不像冬天，一阵烂雪，一阵冻雨，“乍暖还寒时刻，最难将息”，让你久久不能忘怀那份瑟缩，那份冷酷。
春天，平平常常地来，自然而然地去，没有喧哗，没有锣鼓，甚至最早在枝头绽开的桃花、杏花，还有更早一点的梅花、迎春，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们带来惊喜。哦！春天最早的花！
人们的眼睛闪着亮光，然而，“枝头春意少”，这时连一片叶也没有，空气还十分的冷冽。直到“小径红稀，芳郊绿遍”，已是“风送落红才身过，春风更比路人忙”的暮春天气了。
所以，等你意识到春天的时候，她早就来临了，“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等你发现她离去，已经是“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杏子树头，绿柳成阴了。
春天总是很短促的，你抓住了，便是属于你的春天；你把握不住，从指缝间漏掉了，那也只好叹一声“春去也”、“遗踪何在”了。
典型的春天，应该在长江以南度过。没有阴霾的天气、泥泞的道路、苍绿的苔痕、淅沥的雨声，能叫春天吗？没有随后的云淡风轻、煦阳照人、莺歌燕舞、花团锦簇，能叫春天吗？只有在雨丝风片、春色迷人的江南，在秧田返青、菜花黄遍的水乡，在牧童短笛、渔歌唱晚的情景之中，那才是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诗中的缠绵的春天、撩人的春天、困慵的春天和“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天。
然而，在北方，严格意义的一年四季，春天，是最不明显的，或许也可以说是并不存在的。
“五九六九，沿河插柳”，这是地气已经转暖的南方写照。
而在北方，“七九河开，雁来”，河里的冰，才刚刚解冻。有几年，我时常要经过什刹海后海之间，那座小得不能再小的银锭桥，这座桥所以出了名，就是因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在桥上扔过两枚炸弹。石桥桥洞的背阴处，冬天的积冰，很厚很厚，冰上残留着肮脏不堪的冬雪。等到它完全融化的日子，春天也差不多过去大半了。
春天里有未褪尽的冬天，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人们管这种天气现象叫做“倒春寒”。于是，本来不典型，不明显的春天，又被冷风苦雨的肃杀景象笼罩。后来，我就不再到银锭桥去了，当然，并不是因为桥底下那些不化的冰。
冰总是要化的，不过，北方的春天，太短促，这也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北京的颐和园里，有一座知春亭，是乾隆题的匾额，这位皇帝挺爱写诗，写了上万首，挺爱题词，到处可见他的字。但知春亭的“知春”二字是否如此呢？好像也未必。通常，都是到了“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的那一会，才在昆明湖的绿水上，垂下几许可怜巴巴的柳枝，令北京人兴奋雀跃不已，大呼春天来了，其实，“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承德的避暑山庄里，有一幢烟雨楼。听说，在“文革”期间，有一位当时独一无二的作家，得以在这座楼里写小说，那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了。不过名为烟雨楼，但至少在春天里，是没有烟雨的。那金碧辉煌的匾额上，我记不得那是不是乾隆的御笔了？但“烟雨”二字，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高寒地带，只有塞外的干燥风和蒙古吹过来的沙尘，决不会有那“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的烟雨葱茏的风景。
看来，北方的春天，就像朱自清那篇《踪迹》里写的那样，她“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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