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嵇康和阮籍，都是脾气很大的人物，有人以为也含有自大的影子，这其实是冤枉的。不错，嵇康动不动就要和朋友绝交，阮籍呢，一不小心，他就会藏起乌珠，送过眼白来，实在令人不好受。但他们其实是“过着孤僻的生活的作家”，虽自大而并不“事大”，永远被摒弃于风雅的门外，只落得一个“狂”字终身的。而且前者还因此送了命。
倘要用一个名词来概括这两个人的脾气，那也许就是自负吧，然而仿佛又并不是。
我应该怎样说法呢？或者，……不说也罢。总之，像嵇康和阮籍那样的文人，现在是并不很多的，倘有，也必须加以珍视。因为在上海，多的还是自大而又“事大”的脚色。干脆去卖身投靠的且不说吧，明知卖身之可耻，却因自大而不能不求“事大”的人们，也总在探头探脑地跑近“桥”边去，一个倒葱，于是乎落了“水”。
看，现在他们很文雅地游过去了。
10月26夜
选自《识小录》初版本，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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