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戴花环的少女从我身边过去，手里还有鲜花。夕阳照耀着她唇边细密的金色茸毛，她是多么年轻啊。
我想起了远离着我的年轻朋友。
一个农村姑娘对我说，她一定要等学会写情书之后再谈恋爱；
一个城市姑娘对我说，她讨厌她的未婚夫是因为他太爱她；
一个从未经过伤心事的女孩子对我说她的灵魂整日充满了痛苦；
一个历经坎坷的女人对我说她活得很愉快。
我还想起近在咫尺的新朋友。
那作了母亲的挪威汉学家易德波告诉我，当她乘电车上班时，看着电车里的男人们，便开始假设今天她在精神上该同他们中的哪一位结婚。我问她结果怎样，她说结果他们都叫她失望，那惟一沉淀在她心里的人还是她丈夫。可再乘电车时，她还是假设着那精神上的结婚。
女人的愿望是这样复杂又这样简单；女人的要求是那么多又那么少。
我曾经和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挪威女作家特瑞尔聊天。她曾经在肯尼亚一个农民家里生活了四个星期，之后便写成一本关于肯尼亚农民生活的书。在书中她描述了肯尼亚农村一个男人三个太太的家庭结构。因为她是白人，一位肯尼亚作家便给这书以嘲讽，说白人写黑人不居高临下才怪。但这书的出版毕竟鼓舞了她从事国际题材的热情。目前她正计划写一本《传》，写给挪威的中学生看。为此她幻想着到中国去。她一边叙述自己，一边卷着很呛人的烟丝抽，说话间神情充满着自信。最后她笑着说，六八年中国“文革”时，她是挪威的红卫兵。上课时她也学着中国红卫兵的样子对老师不以为然，老师若是批评她，她就掏出《语录》叫老师“滚蛋”。
我曾经看见南非黑人女作家劳梦塔·尼克布在书展大厅向工作人员发脾气，因为大厅里竟没有她的书。我愿意谅解尼克布女士的激动，因为当一些作家有暇讨论文学如何表达自我情感、自我意识这样的“豪华”问题时，尼克布女士还没在自己的国土找到容身之地。她被赶出南非，流亡英国，不能用母语写作。在英国她仍然一往情深地歌颂着南非的妇女，她把她们称作南非的根。尼克布女士作着艰难的重返故土的梦，幻想着回归家园，幻想她的书在世界各地出版。
一个双耳坠着大虾的女人迎着我过来，那起须毛的大虾，那一身黑色衣裙使她显得气度不凡，就像对于统治海有着悄悄的。
于是，男人悄悄地模仿起女性：一个额前梳着刘海的男青年盯着几位正在篝火边烤肉的女作家，他把嘴唇涂得很红，长长的卷发用红头绳束在脑后，扎成一根马尾辫。他的身躯很是矫健，却热衷于模仿女人的打扮。在欧洲曾经有一些摇滚乐队，最初就是靠了装扮成女人演出而走红。他们发迹了，我从来不相信这是因了对女性的崇拜。也许这该叫作畸型的女人梦？
英格亚德海湾温柔着人心，人人都有不少的梦。白夜包孕着它们，它们离你很近。
人总是要有一点梦的。梦想、梦话、梦境……哪怕是恶梦、玄梦、荒唐梦，哪怕美梦、酣梦，或者一枕黄梁之后的惊醒。
没了梦日子便少了滋味；有了梦人便有了第二组生活。第二组生活使你获得双倍的时间，双倍的勇气，你的生命长了。也许你会为了一个梦去追寻终生。纵然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你无所顾忌。
朝霞续着晚霞灿烂了天空，白夜尽了。
白夜使那么多那么多女人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相聚，白昼使那么多那么多女人各奔东西。人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为了人类不再有仲夏夜那般的恶梦，为了人类能够有仲夏夜那般的美梦，努力向生活奉献着自己。
当娜拉出走的关门声呼地将你惊醒，当你从梦中醒来开始向生活奉献时，那梦才会变得真实。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你不觉得那如昼的白夜原本就是一个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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