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
程乃珊（1946～），祖籍浙江桐乡，生于上海，女作家。著有《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等。
上海女人在公开场合谈及丈夫，向来习惯用第三人称：清末民初时老派点的称“老爷”，市井点的“伊拿爷”，上世纪初上海第一代白领太太，则很文质彬彬地称“阿拉先生”，劳动妇女干脆一声“阿拉男的”，掷地有声，石库门弄堂里的中下等主妇，只是含糊地一声“阿拉屋里厢”，维新派的职业妇女，才大大方方直接用名字称呼自己丈夫，也有个别洋派的早期海归派，一声“达令‘darling’”或“甜心‘honey’”，但一般上海人哪怕是白领夫妇，总还是不大习惯，觉得太过肉麻，宁可叫对方小名。
解放了，一种比大令和甜心更直接更肉麻的称谓问世——爱人，更有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称呼“爱人同志”——其实，在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连电影中都不大允许有男女太过亲热的镜头出现，上海人在社交和公众场合，却用这种太过私人化、太过有感彩的词汇，似很有悖于那个时代的精神。
但事实是，上海人可以将这个一般讲不大容易说出口的“爱人”流利吐出来，连带街道里文化不高的、不大出套的家庭妇女，在严肃的政治学习会上，也可以从容地一口一声“阿拉爱人”，“某某同志的爱人”，还有“某某的老爱人”……只是提到“爱人”两字时，通常都缺乏一种提及这个词眼时该有的甜蜜和羞怯。
上海人在公开场合，“爱人”叫得很起劲，但在两人世界，反而不叫对方为“我的爱人”，哪位老婆如果对着丈夫一声“爱人呵！”，不觉得她有点毛病，起码也会觉得像在念话剧对白！上海男人宁可听自己家老婆一声“十三点”，再带娇嗔地白一眼，那种窝心得意，远不是一声苍白空洞字眼华丽的“爱人”所能传递的。
改革开放后，这个大胆直接的“爱人”称谓，被遗忘了，今日活泼开放的上海女人，反而更青睐一个土里土气的称谓——“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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