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国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文言常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
婚外指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两性关系。古今都算在内，有各种情况（皇帝是社会认可的特种动物，不算）。依照由像是可行到像是不可行的次序排列，一种是变为独身（丧偶或离异）之后再结合，男为再娶，女为再嫁。这种情况，法律允许；道德或时风则因时因人而异。比如在旧时代，男性如此，光明正大，女性就不光彩。新时代呢，还会因人而异，比如少壮之年，前一个如意人走了（向阴间或向阳间），再找如意人，光明正大，老朽就未必容易，因为儿女未必同意。另一种是富贵的男性纳妾，现代不容许，旧时代则视为当然。大富大贵。纳的还不只一个，有的所纳，还是原配夫人主持收的。这种情况，评论界限分明，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旧时代都容许，现代都不容许。再一种是嫖娼和卖淫。旧时代，法律允许，因为可以挂牌开业（暗娼情况略有不同）；道德方面，也是对男性宽（如明清之际，还视出入秦淮河房为雅事），对女性严（有名如顾媚、李香君之流，终是男性的玩物）。到现代，地上转为地下，证明法律是不允许了；但还不少有，也就会有道德性的评论，是仍有传统意味，对男性略宽，对女性严。还有一种，与上面几种情况相比，是化显为隐，可是面宽（至少是就现代说），而且与恋情有不解缘，所以引来的问题更加复杂，这是通常说的“婚外恋”。这种恋，理论上有走得远近之差，近是有恋情而没有两性关系（或竟是柏拉图式）；远是既有恋情又有两性关系。实际呢，是以下两种情况多见：一种，恋情也许并不多而有两性关系；另一种，恋情多，依天命或说依常情，顺流而下，于是有了两性关系。显然，这最后一种，既恋又有两性关系的，就现代说，数量可能不少，因而引来的问题最多，也就最难解决。本篇所谓婚外，想限定指这一种。
这一种婚外，旧时代可能（因为无法统计）不多；但可以推想，即使网密也会漏掉小鱼，数量一定远远少于现代。这原因，不是现在人心不古，那时古，而是彼时男女不平等，女性是男性的私产，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保护这私产，婚外恋是侵犯产权，必为人天所不容，所以就罕见了。说起这授受不亲的礼教，也就是女性只能由男性一人占有的礼教，力量竟是如此之大，以至受制的女性也信为天经地义。春秋时期宋国的伯姬之死可作为最好的例证。《春秋》襄公三十年记载：“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公羊传》说明灾和死的情况是：“宋灾，伯姬（案已年六十）存焉（在失火的房子里，还活着），有司复（告知）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女师傅）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火烧到）乎火而死。”失火，以六十岁的老太婆，已经有傅一人陪伴，因为还缺母，不合礼的教条，就宁可烧死，这样为男性守身，婚外的危险自然就不会有。这礼教的力量还可以再扩张，是男性已经不在世（甚至也未婚），只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要终身守节。守能得荣誉，失节是大耻辱，所以扩散为世风，除近亲以外，异往的机会就几乎没有，更不要说接近了。显然，这就堵塞了通往婚外的路，许多因婚外而引起的问题也就可以灰飞烟灭。问题少是获得，虽然这获得是用过多的代价换来的。这代价有明显的，是女性都要舍己为人（某一个男性）；有不明显的，是一切人都只许有婚德而不许有恋情。冲破藩蓠不容易。自然，也不至绝无。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如北魏胡太后之与杨华，恋，真就成了（后来杨惧祸逃往南朝梁，胡作“阳春二三月”之歌表示思念）。中如朱彝尊之恋小姨，只能作《风怀诗二百韵》，以作为“苦闷的象征”。下如不少文人之编造刘阮入天台之类的故事，现实无望，作白日梦，慰情聊胜无而已。
这样说，就是旧时代，也不是因克己复礼而都能太上忘情，而是受社会力量的禁锢，绝大多数人“像是”风平浪静。像是与实况有距离，或说大距离，具体说是背后隐藏着无限的苦痛和泪水。新时代来了，情况有了变化，或说相当大的变化。计有三个方面。其一最重大，是男女有了自由交往的机会。不相识，可以并肩挤公共车，相识，可以贴胸跳交际舞，以至大街上携手同行，小屋中对坐夜话，等等，在旧时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其二，与此相关，是女性地位提高，言行解放，变昔日的三从为今日的一从，即婚姻大事也可以自己作主。婚姻之外的其他事，只说社交方面的与男性，聚则同席，分则写信，当然也就可以从心所欲。其三是对于两性关系，看法正在“走向”现代化。这所谓现代化，有如经济和科技，所谓先进国家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自然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我们的传统底子厚，力量大，以车为喻，负载过重，快跑就不容易。但是在一些思想堪称遗老（尤其女性）的眼里，步子已经迈得太大了，比如一再离一再嫁，年及古稀的老太太也嫁，青年不婚而同居，以至婚外谈情说爱，等等昔日认为不得了的，今日已成为司空见惯。遗老看不惯，却无力反对，因为这是大势所趋，用流行的新语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可以推想，情况，用旧语说是方兴未艾，因为如上面所说，我们还在远望着现代化，追而且赶。这结果，可以想见，就目前说，因婚外而引起的问题已经不少，将来必致更多。
有问题，要解决，至少是要研究应如何处理。先问个根本的，是这种事（婚外有恋）对不对？好不好？难答，因为答之前，脚不能不踩在某一种“理”上。而理，都是既由天上掉下来，又由社会加了工的。而说起天命，古人说“天命之谓性”之后，接着说“率性”，而不问何谓天命，想是因为，一，缺少玄学兴趣；二，天命如何，自然只有天知道。至于加工的社会，总是如韩非子所说，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这世，这备，对不对，好不好，想评断，就还要找“理”。不得已，三才，只好不顾天地而只问人，或称为人文主义，其评断原则是，“利”于人是对的，好的，反之是错的，坏的。表面看，这个原则不坏，比如评论药品，说真药好，因为利于病，假药不好，因为不利于病，泾渭分明，干净利落。由药品移到婚外恋，问题就不这样简单，因为牵涉的人不只一个；更严重的是何谓利，也会成为问题。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