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闲情谐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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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喝酒(2/2)
    还有一次小醉之后我骑着单车见到一株大树,便弃车扶树而俯身笑个不住。这个醉态该是美的吧?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70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还丢在伊犁。我常常和几个伊犁出生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谈论伊犁,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也表达一种对于自己所在单位前自治区文联与当时的乌拉泊干校“一连”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与揭发批判的厌倦。一次和这几个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饮。喝到已醉,朋友们安慰我说:“老王,咱们一起回伊犁吧!”据说我当时立即断然否定,并且用右手敲着桌子大喊:“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话使朋友们愕然,他们面面相觑,并且事后告诉我说,他们从我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而我大睡一觉醒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当朋友们告诉我醉后说了什么的时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受伤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坏了桌面的桌子。显然,头一个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状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是与吸毒有共通之处呢?当然,吸毒犯法,理应受到严厉的打击。酗酒非礼,至多遭受一些物议。我不是从法学或者伦理学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人类的自我与人类的处境的观点上提出这个问题的。

    面对一个喝得醉,醉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对于自我的意识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这是生命的灵性,也是生命的负担。这是人优于一块石头的地方,也是人苦于一块石头之处。人生与社会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罢,追求(某些情况下)艺术也罢,追求学问也罢,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罢,不都含有缓解一下自我的紧张与压迫的动机吗?不都表现了人们在一瞬间宁愿认同一只猴儿、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头猪的动机吗?当然,宗教艺术学问,还包含着远为更高更阔更繁复的动机;而且,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饮酒,则比较简单易行、大众化、立竿见影;虽有它的害处却不至于像吸毒一样可怖,像赌博一样令人倾家荡产,甚至于也不像吸烟一样有害无益。酒是与人的某种情绪的失调或待调有关的。酒是人类的自慰的产物。动物是不喜欢喝酒的。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进入比猪更上一层楼的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的石头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猪之后,我们应该加上饮酒的最高阶段——石头。

    好了,不再做这种无病呻吟了。(其实,无病的呻吟更加彻骨,更加来自生命自身。)让我们回到维吾尔人的欢乐的饮酒聚会中来。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黑眼睛》,我是“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也湿润了。

    和汉族同志一起饮酒没有这么热闹。酒的作用似乎在于诱发语言。把酒谈心,饮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暖心,这就是最珍贵的了。

    还有划拳,借机伸拳捋袖,乱喊乱叫一番。划拳的游戏中含有灌别人酒、看别人醉态洋相的取笑动机,不足为训,但在那个时候也情有可原。否则您看什么呢?除了政治野心家的“秀”,什么“秀”也没有了。可惜我划拳的姿势和我跳交际舞的姿势处于同一水准,丑煞人也。讲究的划拳要收拢食指,我却常常把食指伸到对手的鼻子尖上。说也怪,我其实是很注重勿以食指指人的交际礼貌的,只是划拳时控制不住食指。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光阴须得酒消磨”,“明朝酒醒知何处”……我们的酒神很少淋漓酣畅的亢奋与浪漫,倒多是“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烦闷,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获得一种趣味和方式,总是使日子好过一些,也使我们的诗词里多一点既压抑又豁达自解的风流。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是消极的。至于电影《红高梁》里的所谓对于“酒神”的赞歌,虽然不失为很好看的故事与画面,却是不可以当真的。制作一种有效果——特别是视觉效果的风俗画,是该片导演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与中国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干。

    近年来在国外旅行有过多次喝“洋酒”的机会,也不妨对中外的酒类做一些比较。许多洋酒在色泽与芳香上优于国酒。而国酒的醇厚别有一种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干雪梨(cherrydry)酒的时候我颇兴奋于它与我们的绍兴花雕的接近。后来与内行们讨论过绍兴黄的出口前景(虽然我不做出口贸易),我不能不叹息于绍兴黄的略嫌混浊的外观。既然黄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绍兴黄又有什么难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葡萄酒要搞得那么甜。通化葡萄酒的质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他们能不能也生产一种干红(黑)葡萄酒呢?

    我对南中国一带就着菜喝“人头马”、“xo”的习惯觉得别扭。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很易保守的人。我总认为洋酒有洋的喝法。饭前、饭间、饭后应该有区分。怎么拿杯子,怎么旋转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无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饮亦可,不沾唇亦可。饮亦一醉,不饮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猪,可石头。醉亦可。可饮而不嗜。可嗜而不饮。可空谈饮酒,滔滔三日,绕梁不绝,而不见一滴。也可以从此戒酒,就像我自1978年4月再也没有吸过一支烟一样。

    1993年5月18~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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