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的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有着饥饿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占全村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八十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在单位基本上可以吃饱，偶尔还可以往家里带一个馒头。食堂里老鼠比较多，经常会把面袋咬破。单位就让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里缝补，缝一个破损小一些的面袋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是一分钱。那个时候人穷，半分钱也是钱。由于粮食紧张，面袋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来给大姨缝补时，二人惊喜地发现面袋上还是多少沾着一点点面。等到仔细用刷子扫完以后，一个袋子居然扫了半个火柴盒面；四五个面袋就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不要小看这两个火柴盒的面，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关键时刻就可能救活一个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个额外的粮食来源之后，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两面，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大姨两口子赶紧把正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的父母亲人轮流接到郑州补充一点营养。外婆到郑州时，母亲就跟着外婆一起到大姨那里求活。外婆当时浮肿病很重，不能行动，我母亲就在大人上班时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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