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在宣判大会结束之后，父亲他们一行被押送到开封市拘留所，与一百来个小偷、流氓等刑事犯一同关押了几天。之后，父亲被武装押运到一个农场，分配到河南省杞县县城东约十几里的一个叫曹屯的村子，和刑事犯一起劳动改造。

    父亲最初服刑的农场原本是关押刑事劳改犯的。别小看这些刑事劳改犯，当时都有统一的灰色制服，到了冬天每人还发一副风镜、一副护耳、一条围巾、一顶棉帽。看文艺演出时，这些戴风镜、扎围巾的劳改犯都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一”的口号入场，比起附近农村衣衫褴褛的农民来，这些劳改犯真算养尊处优了。所以，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要想跩，当劳改”（「注」“跩”是河南方言，意思是神气）。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个农场渐渐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的地方，其他刑事劳改犯都分批转移了。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类似父亲这样的“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穿灰色劳改服的刑事犯中混杂着这些穿皮鞋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戴眼镜手表的“劳改犯”，都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在我父亲进劳改营的头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刑事犯还没有转移完毕，有警察看管；一九五八年底，刑事犯转移完毕之后看守就取消了，并且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并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在父亲服刑后她又等了两年时间，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其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于一九五九年的一天给父亲送来了一纸离婚通知书。我父亲当时早已万念俱灰，没有争辩一句就在离婚通知书上签了字。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虽然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在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他而去，但令我奇怪的是父亲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她一句坏话；偶尔提起这段经历，也只是说那是形势所迫，怨不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