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尽管**对苏联人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为不满，但从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继续取得苏联援助的大局出发，只得暂时按捺住心头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顺从。中国的报纸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十五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也原样刊登。苏共二十大的政治余波影响到了中国，导致来势汹汹的“肃反”虎头蛇尾，在无声无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被隔离审查的人们又分批被解除隔离，我父亲是最早被解除审查的人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昔日被当作准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该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那个可怜的袁医助，却因为自杀而被算做“自绝于人民”了。袁医助父母双亡，也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袁医助的姐姐来取骨灰时我父亲见了她一面，大概是因为想哭又不敢哭的缘故，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国的老百姓自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被统治者制订的条条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筛来筛去，生死荣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掌握。可悲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并无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许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联**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单纯的父亲尚不清楚政治这趟浑水的深浅，还对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他终于渐渐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肃反难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赖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这种敢于自暴家丑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从那时起，苏联**、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决裂、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时，我父亲在道义上已经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坚信真理属于列宁主义的苏联**。这种对苏联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这一次“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除了类似袁医助这样特别不走运的人之外，并没有如“反右”、“文革”一样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然而，只有被当成审查对象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的气氛是何等阴森可怕。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的面前，一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内在规律，杀便杀了，最好不过几十年以后恢复名誉。幸运的是，苏共二十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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