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对日本心驰神往。毕竟，日本的战后奇迹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首次遇到的真正竞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对美国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日本还在亚洲乃至国际上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因此进而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对其成功的研究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其与众不同的官僚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政府在干预经济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另一种解释是由日本的公司所倡导的与众不同的管理方法，现在比较著名的实践包括全面质量管理、连续改进(provement)和适时制造（jit，just in time）。有趣的是，美国人在这两个领域中为世界流行观点的形成做了大量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表面上的所向无敌到达了顶峰，美国的流行观点也开始向否定方向转化。一系列书籍把日本描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日本形成的挑战由于许多其他国家信奉部分或全部的日本政府模型而增强。
日本政策模型对于美国政策思路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在放任主义的共和党执政时期，日本模型的要素也开始得到仿效。例如，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ational atech公司。这个拥有16亿美元资产的企业联盟集中下属公司共同开发半导体生产技术，并得到一项空前的联邦政府8亿美元的融资。而且，对应于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miti），通过立法建立了美国工贸部（被戏称为diti）。
在日本遭遇挫折之前，日本对政策思路的影响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早期甚至得到进一步加强。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席官员是一个日本专家和产业政策支持者，而产业政策被看成日本所追求的目标。产业政策的概念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届任期内，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的应用领域得到扩展，为生产性风险投资提供了反托拉斯豁免权。在平面显示器和电子媒介以及其他领域，更多的政府赞助的合作研究开发（r&d）风险投资启动了。商业部有争议的先进技术项目迅速展开，引导政府的技术开发资金直接流向各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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