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从华尔街到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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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2/2)

    我从没想到股票市场会如此迅速的在2001年秋天就反弹。9·11事件之后股市的下跌从未超过14%。在那一个月里,股票互助资金流出股市的不到1%——而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一个月里,资金流出3%,市价下跌22%。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10月11日,标准蒲尔500种股票指数就超过了9月10日的水平。不久资产就又开始流回市场。由于某种程度的谨慎,2002年末2003年第一季度市场急剧下跌,但在第二季度就强劲反弹。经过这些涨跌起落——公司丑闻和华尔街管制和治理问题加强了下跌的趋势——在我看来市场似乎仍未充分反映出经济和地缘经济风险。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一次重大的恐怖主义行为使一大堆破坏性的可能突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按许多历史指标来衡量,股票估值似乎都太高。

    确实,许多顾问和投资人如沃伦·巴菲特都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证券的回报都会比历史水平低。牛市的预测通常是以强劲经济增长和相对较低的利率的预期为基础的。但强大持续的收入增长所需的强劲经济状况可能导致高得多的利率——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们的长期财政困境的情况下。但这一力量似乎没被预测者考虑进去。

    我对市场行为的解释是,尽管市场大跌并因此带来了严重损失,但18年里形成的心理力量仍保持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9·11后的世界对金融市场有种奇怪的不真实感。一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普遍认识到世界似乎不再完全是双子塔倒塌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个世界了。另一方面,这一刚被认识到的现实对多数人对与金融市场有关的估值和风险的思考的影响似乎并不像我原本想像的那样大——与30年代股市崩溃后的现象相反。这可能反映出了市场的这样一种趋向,既要在导致过渡的因素已经消失很久之后体现过渡时期的预期,又不考虑与分析家用以对股票进行估价时的思考框架不相符的更广泛的因素。

    我所交谈过的有国家安全问题背景的人都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深感忧虑。我曾与桑迪·伯杰同乘一架飞机,作为克林顿总统非常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人们刚开始认识到恐怖主义威胁时,他已详细谈论过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极端狂热主义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恐怖主义可以许多方式影响经济——通过增加安全成本,使贸易更加昂贵,使油价上升以及通过在海外的关键国家制造政治不稳定。除了灾难件和干扰的明显的可能性而外,还包括恐惧的上升和信心上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这些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经济状况和风险升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在好几个月之后职业经济预测家仍继续对近期前景保持他们自2000年初经济放慢开始以来一直如此的几乎是正面的看法呢?在整个2001年,大多数人都预计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的强有力行动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9·11之前,我就感到预测家们夸大了联储措施的潜在有效性——这些措施确实是强有力的,也确实有助于减轻放慢的程度,但它不是万能的——而大大低估了持续不断的过度投资和经济不平衡的影响。9·11之后,华尔街的经济预测家们承认未来恐怖行动和海外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的分析和预测都没有多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些风险量化,也可能是因为坚持自己熟悉的分析框架的一种惰性。

    稍晚些时候,花旗集团在一家曼哈顿餐馆为一群非常资深的职业基金管理人举行了一次晚宴。席间有关全球经济前景的长时间的、有趣的讨论大多围绕着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事件。但在晚餐结束时,参加者们提出的预测反映出的框架并未考虑我们整个晚餐期间都在讨论的那些因素。显然,他们的模型无法容纳这类风险,于是他们也就没被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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