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市场，破产程序以有序的方式分配损失，并给那些财务上失败的人重新再来的机会。墨西哥危机之后，财政部、联储与工业国十国集团共同探讨过这一想法，但最终得出结论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并不实际可行，至少目前这一想法似乎被弃置一旁。
我们还考虑过在债券中加入“集体行动”条款的可能性，在发生不履行偿债义务时，这一条款授权某一方代表债券持有人进行谈判。这种有约束力的仲裁机制会促成债权人的强制性行动，在存在成百上千债券持有人时，可以促成私营部门成本分担。我一直相信，市场压力足够时，这类条款就会引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发行了附有这种条款的新债券。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应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在可行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的关注，在可行时我们都寻求采用该条款，如韩国的情况。最后，我支持强调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新框架，硬性规定授权实际是不可行的，由于这一实际困难，其应列出各种考虑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逐个案例的指导。
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更大关注只是亚洲危机以后发生的众多变化之一。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大多数国家转向了浮动汇率制，且变得更加透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是如此。体系中巨大的杠杆作用使亚洲危机迅速扩散，至少是目前，这种作用也已减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有任何自满情绪。金融危机继续冲击新兴市场，在以后的10年里可能也仍会是个影响因素。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改善其预防和应付的手段。
我们与国会在有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从1998年初开始，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激化了。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行动的批评在增加，我们仍得要求国会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1997年9月在香港的年会上，我已经签字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进行例行的补充，但要实施这一协议，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更多的国家成为不断扩散的金融市场危机受害者，他们得向开始面临资金紧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因此迫切需要这笔资金。总统在1月份的预算中要求国会提供180亿美元资金，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份额提高9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额似乎很大，但他并没有损害其他项目。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捐款更像是在一个信用互助社的存款。作为交换我们获得了一种资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我们从未亏损。但这类好处在那年有关预算的争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很难解释清楚。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被1月份时爆出的另一个故事即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有关的故事完全掩盖。莱温斯基事件的揭露成为当时媒体风暴的主题，在整个1998年一直持续，使得人们对海外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大为减少。对莱温斯基事件的过分关注对我们应对危机毫无影响。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事件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因为其把亚洲所发生的事从媒体报道中挤了出去。结果，美国人不了解他们本可以了解的与危机有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干扰使美国没有认识到国外的危机对美国经济稳定的威胁。因此，当我们最需要了解情况的公众支持时，我们却无法获得。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的斗争只是又一个例证，表明我们与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依赖有多么深，而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多么少，这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处理国际经济问题通常是多么困难。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至关重要的必需的机构，它站在遏止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前列。尽管国际金融架构需要现代化，我坚决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其重要，应当通过改革来予以加强，而某些批评我们的人则认为，如果根本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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