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始终与股票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实质性风险依然如故。从1964年的最后一天到1981年的最后一天，道琼斯工业指数起伏巨大，但收盘价大致未变——意味着如果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它实质上是下降了。从持续时间看，我们现在的牛市与此类似，而在这样一个持续时期后，有可能经历一个长期的股票运作较差的时期。在日本，在众所周知的不同环境中，从1989年到2003年，日经工业指数的价值大约降低了3/4。
许多新投资者不熟悉股票，他们正依据过于简单的——以及最糟糕的是，完全错误的——理论进行投资。就拿这个假设来说吧，即：从长期来看，股票比债券看好。从历史记录看，的确如此，尽管“未来与过去类似”也仅仅是一种假设。此外，一旦意识到这种现象：股票相对于债券价值过低，投资者就会通过市场定价扭转这一局势。暂且不谈这个问题，适用于市场聚合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一个投资组合，后者受制于特定公司的业绩。对股票一般意义上的偏好无法帮助你理解定价或明智地选择投资。而且，购买股票指数基金并在几十年或更长时期里持有股份，这极有可能赢得明显高于债券的回报，历史也同样表明，市场可能在长时期里提供低于平均标准的回报。即使这种将股票与债券加以比较的理论是正确的，也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某种足够持久的时间范畴以从这种可能是相当长时间的投资中获利——例如，你可能打算退休后的5年或10年里靠储蓄生活，或者你不具备某种心理承受力，能忍耐长期不得收获的局面。后来，在牛市达到顶点期间，在就建立个人权益账户、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而进行的政治辩论中，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相关性。
这样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股价过于攀高——纳斯达克指数近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我随之日益担忧，突然跌回历史定价水平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损害。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见解与股市水平无关，而是涉及可能出现的严重的过高定价——这会对经济构成更重大的风险，我就此能做点什么呢？在道琼斯指数被不断突破之时，艾伦、拉里和我谈论了这个问题。对正在进行投资的公众提出警告，这个方式可能看似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我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公共官员不应评说股市水平，而且，当股票相对于历史趋势显得价值过低时，也不应这样做——正如当他们显得价值过高时不应进行评说一样。财政部长充当市场评论者，按其本人当前的认识挥动绿旗、红旗或黄旗，这实在是一个坏主意，原因有四。首先，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见解，没有人可以断言什么样的股市水平是正确的——或市场是否被估价过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宏大牛市期间，就我个人而言，道琼斯指数在距最后达到的顶峰还有几千点时我就开始警觉起来，而我认识的一些非常精明的人也多次担心行情下跌。那次的判断错误提醒我，这次我（的判断）也完全有可能是错的。
其次，我认为自己发表的任何评论也许都不会有什么收效。一个值得汲取的教训发生在1996年12月5日，艾伦·格林斯潘当时发表的讲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言辞方面的问题，他其中讲到：“但就后来开始遭遇始料不及的、长期的经济紧缩的那些资产而言，我们如何知道并非理智的欣喜先前是在什么时候不适宜地使他们升值的呢？”我不能确定，格林斯潘甚至会有就股价表达某种观点的意图。但市场认为，“并非理智的欣喜”这一措辞是有意而为，道琼斯指数第二天从6437点下降到6382点。接着股市恢复了牛市的走向——又攀升了5000点。艾伦那番话惟一持久的影响就是，他的名字将来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巴勒特日常语录》的词条。
第三，我认为，试图通过言辞来影响金融市场，这类举动不仅不会产生作用，而且会损害评论者个人的信誉——因为熟悉情况的人们会了解到，他并无特别的真知灼见，也因为他几乎肯定会屡屡判断错误。由于有损于政策制定者的信誉，这类举动可能会破坏人们的信心并给经济本身造成损害。最后，估价过高的股市的逐步下跌可以被迅速化解。但如果一位官员的言论引起——无论什么原因——股市迅速而实质性地下跌，那则具有经济上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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