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克林顿的同情源于自己经历过的某种感受，他可以追溯到高盛公司的套利活动或固定收入交易遭遇麻烦的时期。过去能有效赚钱的方式停止发挥作用了——就像克林顿的政治战略停止发挥作用一样，我在高盛公司的那些同事和我一时间都觉得自己没有了根基。当时的感觉就是：坏消息纷至沓来，出乎意料的损失接踵而至，看不到尽头，也无法清楚意识到某种前进战略。那种感觉最终让位于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正开始理解自己的问题。但就在我准备前往财政部担任新职时，克林顿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他还没有想出如何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运作。我们其余的人也没有。在不确定的世界 信心与信誉第六章信心与信誉
1994年8月，劳埃德·本特森打电话告诉我，他打算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我没有把此事告诉其他任何人。”他说。劳埃德解释道，他之所以告诉我，是因为他怕我也可能在考虑离开本届政府。如果我先到总统那儿去辞职，这就会给他的辞职带来更大困难。劳埃德说，他将推荐我接替他在财政部的职位。
劳埃德在电话上说的事，我只告诉了朱迪，她反应复杂。她感到高兴的是，我可能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她一直希望，在政府里干了两年后，我会离开，并与她在纽约重新完全生活在一起。她还担心，财政部长一职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某种新的拘束。朱迪想知道，我是否还能穿着一双旧卡其鞋沿帕克大街散步。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打算因为我是财政部长而有所改变。
几周后，总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把我已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我——劳埃德将离开政府并已建议提名我接替他的位置。克林顿的话表明，他倾向于接受这一举荐，但对我离开自己现在的工作岗位一事感到某种担忧。他谈了自己的感受：在一个不断面临程序和组织问题的白宫里，国家经济委员会干得很好。因此，他对送我去别的地方感到心情复杂。“你将在那里，而我将仍然被钉在白宫这个地方。”他略带懊悔地说道。
此后不久，刚刚接替麦克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利昂·帕内塔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去财政部，这会给白宫造成一个问题，但他认为决定权在我。我回答说，我对此事还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总统尚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认为它会是我的，我从中受到鼓舞，但在我确定自己能被提供这一职位之前，我不会说想得到它。相反，我告诉利昂，我必须考虑自己的生活以及下一步想做的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势仍不明朗。许多人都知道劳埃德将要离开，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会取代他。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又是几个星期，由于某种原因，什么也没发生。我一直没有找到造成这一拖延的原因：克林顿正在考虑其他适合财政部这个职位的候选人？正在就如何安排我走了之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做出决定？正在设法如何使我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或仅仅是在处理某些更急迫的事项？总统也许一直在回避一个他并不急于做出决定的问题。最终，利昂打电话告诉我，总统希望我接受这个职位，就这样了。克林顿本人从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的副手、后来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勒斯几年后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作为财政部长一直干得不错，也许某一天总统会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
就担任财政部长而言，我的确存有各种担忧。在白宫的那两年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固然最为重要，但同样关键的是，对立场的表述要清晰、准确，且要与公众产生共鸣。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注意到，真正精于问题表达的那些人不仅仅具有某种善于沟通的天赋。他们这些人（如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吉恩·斯珀林、以及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懂得政策，能够预见性地考虑问题——预判一则评论可能引起的某种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各种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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